越战前后目击记-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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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理办公室。
十分钟之后，身穿白色礼服的武廷昭出现在大厅里。
他手持麦克风，笑容满面地向人们宣布：几小时之前，美国和越南的军队应3月份推翻西哈怒克亲王政变的柬埔寨王国副首相朗诺中将的要求，在第四军区司令杜智高将军的指挥下进入了柬埔寨境内，协助朗诺中将的部队清除北越的共产党基地。
一阵骚动之后，大厅内四角的灯光熄灭了，只剩下照亮舞池的两盏聚光灯。这时，随着响起的桑巴舞曲的音乐，三名头发披散全身一丝不挂的越南姑娘踏着节奏、摇摆着臀部走进舞池。她们的手腕和脚腕上都戴着印度式响环，饱满肥硕的乳房不住地上下颤抖着，悬垂在她们长长伸出的乳头上的铜制佛铃发出清脆的声音；当她们扭动肢体，拖到腰部以下的长发便飘然而起。大厅顿时沸腾了，那些第二天就要奔赴老挝或柬埔寨战场的军官和士兵瞪着充血的眼睛，疯狂地叫喊着，狂呼着。突然，一名黑人士兵怪叫着向舞池扑去，随后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朝那个方向扑了过去。
三名可怜的舞女尖声嘶叫着被揪住头发拖倒在地，无数双疯狂的手臂向她们赤裸的身体伸了过去。武廷昭和两名侍者在推推攘攘中挤到舞池里进行劝说，而一名南朝鲜士兵挥起手狠狠揍了他一记耳光，把他的假牙也打得掉了出来。原来站在门口的越南警察听到骚乱冲进了大厅，见此情景急忙去给警察局打电话。……在那场骚乱中，只有一个年轻人始终站在大厅的一角，面露微笑地看着整个过程。
他，就是这次慰劳宴会的策划者之一，流亡的前武装部队第一军区阮正诗将军的孙子、西贡天地会成员阮文新。与其说他这天晚上是来参加慰劳各国驻越盟军的宴会，倒不如说他是怀着一颗被战争扭曲了的邪恶灵魂来亲自哲学他们的“重磅肉弹实验”。
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在西贡将领中有声望的前第一军区司令的嫡孙，是在1965年4月12日国家元首潘辉括博士为欢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朝鲜军事小组成员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
席间，阮正诗将军带着一个年轻人向洛奇大使和我走过来。
仍然讲着几年前那口蹩脚的英语，阮正诗将军同我们打了招呼，并且把那个年轻人阮文新，他的嫡孙，介绍给我们。
阮文新当时是军医大学的学生，看上去非常英俊，而且彬彬有礼。他身穿绿色军装，头戴栗色贝雷帽，佩戴着金红两色军医下士星级肩章。他用一口带有很浓美国味的英语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他正在撰写一篇有关“垂体激素释放因子中十肽和三肽的人工合成”的论文。从他的精神来看，他既没有整天怕考试不及格而派往前线的那些士兵的担忧，也没有对政府的动荡不安而感到的焦虑，总是挂着副无忧无虑的微笑。那时，我们谁也没有发现他身上那潜伏的暴戾和令人触目惊心的残忍；与此相反，我们感到他是个可爱的年轻人。
在记者招待会后不久的一天，我又一次遇到了阮文新。那天早晨，我们被洛奇大使告知，美国国务院第3314号电报指示西贡大使馆与潘辉括讨论引进南朝鲜一个战斗团的问题。他要我们在潘辉括回到西贡之前尽快将2月8日报复性空袭时阮高其少将的材料整理出来，并把当时在左莱医院治疗的一个被捕的越共分子关于胡志明指示扰乱计划的供词送到阮文绍将军那里去。
在我刚要走出左莱医院的时候，阮文新骑着一辆脚踏机动车驶了进来。
“莫尔少校。”他认出我，热情地打招呼。
然而，晚上在翁领桥剧院，我发现他有意谈起美国关于引进第三国部队的事情。在那个场合，我一方面尽量回避，一方面婉转地告诉他，我没有接到过任何有关那个问题的材料或指示。他的谈话使我发现，尽管潘辉括政府在民政、政治以及军事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取得了一些进展，越南共和国政府官员之间组绥靖派与少壮派的磨擦依然十分激烈。阮文新向我讲了阮正诗将军对一些问题的不满，并征求我的看法。当然，我还是婉转地回避了，因为我怀疑他在为政府中某些人，很可能是阮正诗将军，做发动又一次政变的试探。
几个月之后，阮文新的话得到了证实。少壮派军人阮文绍和阮高其与当时半自治的阮正诗将军的矛盾，终于在1966年3月12日升级到军事冲突。在好斗的佛教领袖释智光的支持下，顺化和岘港的阮正诗将军的部队公然站到西贡少壮派的对立面。美国驻岘港海军陆战队司令刘易斯·沃尔特将军获悉，阮高其中将的空军准备进攻这个地区的反对派军队，而反对派军队也正计划攻打这个地区的政府军。沃尔特急忙发出警告，声称“要出动美国喷气式飞机进行自卫”。结果，反对派在这次政变中失败了，因为地方性和宗教性使释智光的佛教待捣毁了美国驻顺化的领事馆。从此，号称实力派的阮正诗将军开始了流亡生涯，而阮文新也再没有来找过我。
几个月后，少壮派军人委员会推翻了潘辉括政府，阮文绍将军出任国家领导委员会主席，阮高其将军出任了总理。
1967年3月2日，也就是美国空军F100超级佩刀式和F105雷公式喷气飞机轰炸了北越邦村弹药库，越南共和国空军AIH战斗轰炸机袭击北越广溪海军基地开始的“雷鸣电闪计划”一年多之际，我以上校的军阶调任西贡特别警察局绥靖事务顾问。这期间，我的主要工作是对付西贡——堤岸及附近地区的恐怖主义分子的暗杀活动。由于美国对北越的轰炸表明了我们强硬的态度，越共对南方恐怖活动的支持收敛了一些，这使西贡——堤岸地区相对地安宁了一段时间。
那时，我已经能够讲一些越语，空闲时常和警官们用越语聊天，不久我发现，他们对我数年来依然孑然一身感到惊奇，几次提议我娶一个越南姑娘。对此，我不置可否地回避了，像我这样长期呆在越南而又没有结婚的美国人，对他们说来是不可思议的；或许，他们之中有人猜想，我可能患有不治之症吧。随他们怎么想去！自从那年春的事情发生以后，我一直感到心中郁抑，要是想到她在以后的一天几乎把我杀死，或许我还会好一点。然而，不幸的是我偏偏无法从当时的心境中自拔出来。在西贡站工作的时候，我常到“人肉市潮附近转悠，但再也没有见过那熟悉的身影。有时感到烦闷，我偶尔也去酒吧或什么地方找个姑娘消遣，但是无论怎样也不能摆脱那种莫名的阴影。“哈尔。”
一个叫民的警官叫我。
他们总是把我叫作“哈尔”而不是“莫尔上校”，以示他们和我之间的亲密程度。
我理解这一点，所以由他们这样叫，倒象我给予他们一种荣耀似的。
“哈尔，”民在一天下班时走进我的专用办公室：“晚上出去走走好吗？”他问，眼里流露着期待的神色。
“为什么不呢？”我说，那天雨后天晴的黄昏使我对西贡产生一种新鲜、陌生的感觉，这也许就是我欣然接受民邀请的缘故吧。
天渐渐黑下来，空气很好。我们来到龙家码头的一个熙熙攘攘的夜市，并在那里吃了小吃。
西贡的生活费用是很高的。一盘米饭、一碗面条、一瓶可口可乐，在这里的售价要比其他东南亚国家贵上两倍多，所以对一般西贡市民来说确实是个头痛的问题，只有我们这些花钱无忌的美国人显得成了替罪羊。
然而，民并没有让我买食品，他叫来老板（原来他们很熟悉），给我买了很多菜。
“民，今天我来请客。”我说。
“我约你来，当然应该由我请客了。”民满不在乎地说，接着又补充道：“以后你也可以请我呀。”
我明白了，他希望我邀请他去吃饭，这样他就可以在同事们中炫耀了。几乎所有像他那样的越南青年都以有一位美国朋友而感到很时髦、体面。
吃过晚饭，我们沿着附近的黑市货摊闲逛。小贩们高声叫卖着，而他们兜售的香烟、香水、驱蚊灵、糖果、罐头、手电筒、收音机，甚至女人穿的内衣、乳罩等上千种货物的产地几乎都是美国；其中，许多货物上还贴着“美国人民免费赠送的礼物，一概不出售”的字样。我注意到，在黑市小贩中搀杂着许多马来人、印度人，他们多数在这里兜售一些工艺手饰品。另外，在黑市的一角，我们看到一辆满载军用品的卡车停在那里，几个越南儿童在卡车上面卸着货物，而一个小贩模样的人显然正在同一个美国士兵讨价还价。
“这些小贩常到军营去买东西。”民对我说：“都是偷来的。越南人一件一件地偷，美国士兵用卡车往这里偷运，从来没有人管得了。”
“那么东西一定很便宜吧？”我问。
“不，这里的东西有时候还比别处贵一倍呢。在越南只有一样便宜的‘东西’，那就是女人。只要你肯花钱，不管什么样的女人都能搞得到。”
“这我非常清楚。”我说：“那些站在‘人肉市’上的姑娘的确是太便宜了。”
“谁还到那个鬼地方去？”民露出不屑的神情：“在它旁边，美国人早就盖起一个新地方，而你说的那个‘肉市’几乎没有什么人再想去了。”
几年前，我似乎听说过那件事。
民见我似乎有兴趣，感到非常高兴，建议我去一家名叫“陀陀古”的跳舞常他毫不隐晦地告诉我，陀陀古的舞女在当时西贡是最走红的。
“好吧。”我说，决定去那里看看。
民所说的陀陀古跳舞场是一栋三层的楼房，位于码头公园的南侧。民介绍说，那一带是西贡的红灯区，所有较大的酒吧、夜总会、跳舞场和妓院几乎都设在那里，而陀陀古跳舞场是比较著名的一家。
看来民对这家跳舞场十分熟悉。我们进门的时候，民同看门人打了个招呼，好像还塞给他一些钱。
我觉得，这家跳舞场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旧式的圆型大厅，忽明忽暗的灯光，柱子和墙上画着一些歪七扭八的裸体女人，半弧形的舞池里有几个美国士兵搂抱着小巧玲珑的越南姑娘，在慢悠悠的舞曲声中摇晃着身子。民走到卖酒的柜台去拿来两杯酒，与我在一张靠近舞池的桌子旁坐下。
“这是正牌的山地威士忌。西贡只有陀陀古跳舞场有这种酒。”他说。
“我想这种酒一定是卖黑市价格的吧？”我问。
民显出很内行的样子：“当然，价格虽然贵一些，可是正自牌货。像詹姆森、瓦特69、黑马，在西贡都可以买到，只是钱多罢了。”
这时，舞池里又增加了一些人，美国人、越南人、南朝鲜人和阿拉伯人，他们的舞伴几乎都是陀陀古舞场穿露胸黄罩衫和紫色超短裙的舞女。一个瘦高的黑人士兵抱着一个身材矮小的越南舞女好像在跳着一种花样很多的步子，在舞池里滑来滑去，并不时发出放荡的怪笑。我留意到，这里的舞女显得比一般越南姑娘丰满肉感，尤其是高高耸起并不停颤动的乳房，总令人感到是加了什么弹性的衬垫似的，或者像产妇那种充满汁液的乳房。另外，她们的肌肤似乎有点过于丰腴，身上的肉在跳舞时总是不停地抖动，更显得肉欲横溢。
“你好，哈尔。”有人在我肩上拍了一下。
我转过身，见一个穿无领汗衫，戴着黑眼镜，操着一口美国英语的越南青年在对我微笑。那副面孔也使我觉得很熟悉，可是一时又想不起来。
“哈尔，你认不出我了吗？”他摘掉了眼镜。
我蓦地想起，他原来就是从阮文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