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评传-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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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戊戌之后反动、保守的严冬已经过去，变法维新的春天再度来临。袁世凯在这种大气候中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实在是难得的际遇，因为他不仅拥有了必要的权位，而且有了适宜的政治环境，使他可以把自己一贯的主张和想法付诸实践，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开启了一个改良主义的新时代——“北洋新政”的时代。我们在本章开头看到的奏章，就是袁世凯响应太后1月10日的懿旨，陈述自己对“应兴应革”诸事的意见，此时他还在山东巡抚任上，但“十条”已经是他自己未来从事新政的纲领性文件。
袁的“十条”，不为“繁重阔远之论”，而注重于“言之易行，行之易效者”；看似“卑无高论”，但却“切而易行”。综核其十条建议，可以看出袁世凯变法的总方针是“其骤难兴举者，贵乎循序渐进，不可操切以图；其亟须变更者，又贵乎明断力行，不为庞言所动。”其要点在于“熟审治法，慎始图终”，即“（朝廷）内外合谋，不厌精详。迨至……择定施行，便成万钧不移之势，无论如何为难，亦必坚持定见，始终不移。”其根本则在于“广植众材，能得人乃能行政”。办事首要在得人，得人还在知人善任，用人不疑，让人才放手做事，则“其余理财讲武，以次递进，因时制宜。”（上所引均见于奏折）袁世凯不仅是这么想的，这么说的，从其北洋新政的实践来看，他也是这么做的。
袁世凯一生事业的成功，在决定的因素上是他重视并善于笼络和使用人才，北洋新政就是十分明显的例证。从他所上奏的“十条”看，除第一条提纲挈领地陈述自己对变法方针的看法而外，后面六条都是从不同的方面讲人才的作育培养，后三条则分别论列吏治、理财和武备，重点显然是放在了“广植众材，能得人乃能行政”上面。联系到直隶北洋新政的实际，我们可以看到，袁世凯是把“十条”中的想法完全贯彻于变法的实践之中了。北洋新政，其侔侔大者，在大办学堂，在振兴实业，在扩练新军。在这三大方面，都可以看到袁世凯知人善任和作育人才的杰出表现。
什么叫知人善任？把最合适的人选放在他们才能最得施展的位置上就是知人善任。下面我们来看看袁世凯的做法。
北洋新政最为人所称道的就是大办学堂，作育人才。袁世凯上任伊始，即把普及教育，作为“经国要图”，在布政、按察二司之外，设立学校司，作为全省兴办教育的最高管理机关。截至1906年6月，直隶所办大学计有北洋大学堂、高等学堂、北洋医学堂、高等工业学堂、高等农业学堂五所，初等农工业学堂暨工艺局附设艺徒学堂（相当于现代的专科学校）二十一所，优级师范学堂一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八十九所，中学堂二十七所，高等小学堂一百八十二所，初等小学堂四千一百六十二所，女师范学堂一所，女学堂四十所，胥吏学堂十八所，此外尚有客籍学堂、图算学堂、电报学堂各一所。“凡已见册报者，入学人数共八万六千六百五十二人，而半日、半夜学堂不计焉。合诸武备、巡警等学堂以及册报未齐者，总数不下十万人17。”仅就直隶总督任内，袁世凯所办的重要学堂就有：
北洋医学堂（1902年）；
北洋武备学堂、北洋巡警学堂、北洋工艺学堂、北洋大学堂（1903年）；
北洋军医学堂、马医学堂、军械学堂、经理（军需）学堂、图算学堂（1904年）；
天津高等女学堂、天津初级师范学堂、宪兵学堂（1905年）；
北洋师范学堂、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保定军官学堂、测绘学堂（1906年）；
北洋法政学堂（1907年）。18
而且如此众多的学堂，绝大部分不是靠公费，而是通过民间募集资金建立起来的；“官绅协力，风气潜移。故以凋敝之余，而捐资设学者不绝，公立、私立，月有所闻”。办学成绩，蔚为可观。而这个成绩的取得，与袁世凯慧眼识人，放手任用严修等人是分不开的。
严修（1860—1929），字范孙，直隶天津人。光绪癸未年（1883）进士，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后出任贵州学政。严修年轻时师事陈奉周，“奉周博文，通西学，深受讲贯之益。”此后严一直钻研西学，自修过数学、几何、音律、天文、格致、医学、化学和外语等多门新学，在贵州学政任上，创建了贵州第一座经世学堂，并把算学作为考试科目之一。学生入学后，须学习格致、算学等新学科目，在缺乏新学师资的情况下，他自己先行学习，然后为学生答疑解惑19。戊戌变法时严修因奏设经济特科而出名，梁启超曾评论此事说：“当时八股未废，得此亦稍足新耳目，盖实新政最初之起点也20。”严修与徐世昌为翰林院的同僚，戊戌年四月，严因倡议经济特科开罪于守旧派官僚21，愤而辞官，返津后曾到小站拜访徐，得遇袁世凯，畅谈变法22，严“深佩其才及其强兵御侮之志。同时，袁氏亦主倡新学，于是引为知己23。”严辞官归里后，一心办学，认为教育是强国的基础，曾自费赴日本考察教育，后来天津著名的南开大学就是严修创办的。袁世凯设立学校司之初，委派布政使胡景桂为督办，但胡是旧学出身，对现代教育所知不多，因而袁力聘严修出长学校司。严就任学校司督办之后，于1904年再次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实地参观各级各类学校，亲自到日本文部省听讲达十次之多。直隶学界在有了这么一位热爱并懂得现代教育的长官之后，面貌大为改观。袁世凯还聘请了美国驻天津副领事丁家立为西学总教习，聘请了东京音乐学校校长渡边龙圣为教育顾问。袁世凯自己也带头捐银两万两赞助办学，清廷颁发给他“嘉惠儒林”和“兴贤育材”两块匾额以资褒奖。袁对严修十分尊重，放手使用，他曾对人说：“我治理直隶的政策是，练兵的事情我自任之，办学的事情则听任严先生所为，我供其指挥而已24。”1905年，清廷中央机构改革，设立学部，袁世凯即保举严修出任学部侍郎。当时学部尚书由袁在山东时的另一熟人、军机大臣荣庆25兼任，荣、严二人都与袁有很深的渊源（袁任山东巡抚时，荣为山东学政），而严修在学校教育上尤有心得造诣，故荣庆也乐于与之配合，二人和衷共济，相得益彰。此期间学部的措置兴革，都明显带有直隶的色彩。
北洋新政的另一突出成就在于兴办实业。袁世凯大力振兴工商的一个重要动机是为其推行新政和扩充军力筹措款项。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历来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但农业的收入微薄，是所谓“丰年仅止于温饱，荒年不免于沟壑”的产业，政府不可能通过大幅度提高税赋增加财政收入。中国甲午以来内乱外患不断，政府财政一直处于严重匮乏状态，甲午和庚子的战败又背负了高额的战争赔款，因而财力支绌到了极点。庚子之后，清朝的国防主力军——武卫军除袁世凯的右军之外，基本上已被打散击垮，京畿防务空虚，亟须重新组建新军，这个任务不用说又落到了袁世凯的头上。但编练新军，在在离不开金钱，可以说袁世凯自小站练兵以来，就一直为筹饷的问题所苦恼。现在他出任封疆，上马治军，下马治民，拥有了地方行政大权，又赶上了改革的好年头，因而上任之初，就把自己在山东打算干而没有来得及干的事情，作为在直隶大展拳脚的重头戏来办。大办实业，广开富源，可以说是北洋新政的另一块基石。
庚子以前，天津由民族资本创办的企业不过四五家，资本额约为一百一十一万元；但自新政开始后至辛亥革命前夕，近代工业企业已经发展到一百三十五家，资本总额达倒二千九百二十万元。1910年农历五月，南京举办了全国第一次劝业会（相当于现代的博览会），直隶提供的展品达一万二千一百一十件，获得特别优秀奖六个，超等奖八个，优秀奖十八个，金牌奖五十八个，银牌奖一百四十二个；会后得奖展品还送到国外参展26。当时以办实业知名，素来看不起袁世凯的张謇参观了直隶馆，也不得不承认袁办实业的成就，“颇觉得袁作为直隶总督之能任事，毕竟与人不同。（直隶展品）工艺真有独特高明之处，江苏不如也27。”
京津直隶在庚子变乱之后，百业凋敝，袁世凯为收拾这个局面，重用了老世交的子弟周学熙，这又反映出袁世凯在识拔人才方面过人的眼光和魄力。周学熙（1865—1947），字缉之，号定吾，又号止庵，安徽建德人。光绪癸已年（1893）顺天乡试举人，此后屡次会试不第，遂弃举业转攻制艺。1898年6月，周受当时北洋大臣裕禄委派，会办开平矿务局，10月升为总办。八国联军进攻津、京时，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擅自将开平矿股权转让于英国墨林公司，周愤而辞职，转赴山东投奔袁世凯。周所以投袁，在于袁世凯与他的父亲周馥是世交，袁的堂叔袁保龄与周馥同在李鸿章幕府多年，交情很深，袁初入仕途时，周曾多方照拂。而周学熙在山东主要是帮袁开办铜元局，不仅成效显著，而且表现出了杰出的理财能力，正是袁世凯作为行政长官所亟缺的人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周虽生长于官宦人家，但绝无纨绔恶习，生活朴素，操守颇严。民国初年任财政总长时，仍穿着家乡的土布袜子，一向黎明即起，午前8时准时到部视事，“居官刚介，为杜绝干谒之渐，遂严禁子弟入公门。有过门入者，严厉呵斥不贷28”，使财政部风气为之一变。他“于往哲中，慕范文正（即范仲淹，文正为其谥号）之为人，尝以裨益民生为己任29。”而且“平日不作高论，惟脚踏实地，逐步施行，赴之以敏，守之以勤，持之以恒30。”由于周所具有的这些能力和品质，使他成为袁世凯在财政上最为信任和倚重之人。袁主政北洋时，很自然地将兴办实业和理财的重任交付于他，而周也确实不辜负袁的期望，为推动北洋实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周在北洋的第一个主要贡献是稳定金融。天津陷落时，联军放手抢掠三天，将各衙门的藏银一掠而空，据说仅从长芦盐运使署就掠走了二百余万两白银。所以战后银根极紧，每千两现银贴水高达三百三十两，物价上涨两倍以上。袁世凯接收天津后，确定“首先维持市面为要务”，于1902年8月设立天津商务局，委托吴懋鼎、王宗堂等人为局董。1903年5月，批准设立天津商务公所，以天津知府凌福彭为督办，绅商宁世福、幺联元等为董事，采取缓偿新旧欠债、畅行钱票、设立银行、厘卡恢复旧章等四项措施，“一时全津欢声雷动31”。随后袁又设立银元局，委托周学熙为总办，赶铸铜元以取代原来的制钱，解决钱荒问题。铸造铜元是老李带的头，1900年7月，当时还在两广总督任上的李鸿章决定仿照香港的铜仙（即铜币），自行开铸铜元，进入市场后，“行销无碍，军民称便”，随后各省相继跟从。铜元发行之初，比价高于白银，一块银元只能换八十余枚铜元。袁、周看到铜元因量少而比价提高，有利可图时，立即扩充设备，加量铸造，当十、当二十的铜元一天的铸造量高达三十万枚；使铜、银差价这一项的余利，每年有七八十万元，不仅平抑了市面和物价，也为北洋新政提供了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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