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可夫斯基-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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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莫斯科回到彼得堡不到一个星期，安东·鲁宾斯坦通知帕娜耶娃说，柴可夫斯基愿意来拜访她，但条件是必须和阿纳托里、莫杰斯特两个弟弟一同来，阿纳托里还希望届时也请上阿布赫金和热得林斯基这两位朋友，这两个人也都是帕娜耶娃的朋友。柴可夫斯基要和两个弟弟一同来是为了到时候可以坐在他们中间，那样就可以不必和女主人谈话，也不至于引起更多的注意。对柴可夫斯基来说，和生人接触是最难的事。帕娜耶娃对一切条件都同意，只要柴可夫斯基能来。
客人们都到齐了，饭前，客人们在彼此交谈。柴可夫斯基始终垂着眼皮拘谨地坐在他的两个弟弟之间。吃饭时，由于有阿布赫金令人开心，热得林斯基也很活跃，才使柴可夫斯基没有感到特别拘束。饭后，大家都转移到大厅。阿纳托里和柴可夫斯基小声说了点什么，然后请帕娜耶娃唱歌，柴可夫斯基坐在钢琴边，帕娜耶娃向钢琴走去，柴可夫斯基的两个弟弟让她站在离钢琴稍远一点的地方，而他们俩仍像守护神一样在哥哥的左右两边坐下。
“阿纳托里，让她唱一首莫扎特的。”柴可夫斯基小声对弟弟说。
“彼得·依里奇要求您唱莫扎特的歌。”阿纳托里对帕娜耶娃说。
帕娜耶娃唱了《费加罗的婚礼》和《魔笛》中的咏叹调。柴可夫斯基听得很入神，深深吸了一口气，用刚刚能听见的极小的声音说：“唱得真太好了！”他接着又说，“莫杰斯特，让她再唱点什么呢？”
兄弟俩高兴地笑着对帕娜耶娃说：“他喜欢听您的演唱，他请您再唱一首。”
帕娜耶娃唱了《唐璜》中的咏叹调，还唱了几首柴可夫斯基写的歌。
柴可夫斯基这才渐渐活跃起来，但他只是和他的两个弟弟说话。最后，弟兄俩把柴可夫斯基带走了。阿布赫金和热得林斯基解释说，柴可夫斯基这种表现完全是他惯有的腼腆所至，并非对帕娜耶娃不友好。帕娜耶娃倒是很满意，因为她终于能见到自己心目中的作曲家，并能当面为他演唱。她觉得遗憾的是，恐怕她和柴可夫斯基的交往就此为止了。
第二天，出乎帕娜耶娃所料，柴可夫斯基竟又来拜访她。他毫不拘束地和帕娜耶娃握手问好，非常有礼貌地感谢昨天能在她家度过愉快的夜晚。此时帕娜耶娃看到的柴可夫斯基与昨晚的样子相比，完全是另一个人，他爽朗、快活、彬彬有礼、落落大方。
从那以后，帕娜耶娃也成为柴可夫斯基的好朋友。柴可夫斯基对这位女歌唱家很爱护和尊重，他们经常在一起愉快地自由交谈，他们在音乐方面有许多共同语言。
后来，帕娜耶娃嫁给了柴可夫斯基的外甥格·彼·卡尔佐夫。
第七章生命的最后一程
1。 走回过去
1892年5月17日，柴可夫斯基迁入离莫斯科不远的克林郊区的一所新居，面积很大。居住环境很好，景致优美，有许多幽静的好去处。这年年底和1893年初的戏剧节，柴可夫斯基多次外出旅行演出，在华沙、汉堡、巴黎等地都指挥演奏了自己的作品。
1892年12月，柴可夫斯基去了法国东部的一个小镇蒙贝利亚尔，他要到那里探望阔别四十多年的童年时的女家庭教师芬妮·裘尔巴赫。这次难得的会面使他激动万分。已逝的岁月又一一在眼前浮现，一路上他思念故人乡愁满怀。他给家人的信中写道：“记忆是上天赐给的最恩惠的礼物之一。对于我来说，没有比沉浸于往事更快乐的了。回忆忧如月光，在它的照耀下，往事清晰逼真地显现，一切坏的都已看不到，所有好的都变得更美丽。”对往事的回忆，激起了他对慈爱母亲的深切怀念。他对母亲的爱是刻骨铭心的。他一直依恋着自己的母亲。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不能接受母亲已与世长辞这个残酷的事实，只要一想起来，就感到揪心的疼痛。
1893年元旦下午3时，柴可夫斯基来到了蒙贝利亚尔芬妮·裘尔巴赫的公寓。芬妮·裘尔巴赫来开门了，柴可夫斯基一眼就认出了她。她虽已70多岁了，却一点也没有变。在给哥哥尼古拉的信中，柴可夫斯基谈到了与女家庭教师见面时的情景：“我曾担心会出现悲喜交集的场面，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仿佛我们分别了只不过一年……她高兴、亲切、诚恳地接待我。我立即明白了为什么当时父母和我们都那么喜欢她。她是一个很讨人喜欢、善良温存的人，她很正直，很聪明。她即刻回忆起遥远的往事，提起我们的童年时，母亲和我们大家的各种有趣的事情……听着她的叙述，我好像又呼吸到沃特金斯克故乡的空气，听见母亲悦耳的话音……我沉浸于那遥远的过去，觉得有点可怕，可又觉得温馨。我们俩人一直都含着眼泪。”
和昔日女家庭教师裘尔巴赫的重逢，使柴可夫斯基陷入了怀旧情绪之中。
柴可夫斯基仍在不停地旅行，但他并不快乐，他感到身心疲惫。莫杰斯特曾这样叙述柴可夫斯基这一阶段的心情：
我的哥哥似乎已经不属于他自己了，一种无可抗拒的力量似乎占有了他，逼迫着他盲目地向前跑，往外边跑。这种“力”并非仅仅解释为想适应公众的需要。到现在，他已经学会了怎样拒绝他所不喜欢的邀请了。他自己也没有了先前那样的想出去的愿望，因为他所爱的那些老地方都已不可能再去了。卡明卡充满了对妹妹的悲哀的回忆，意大利失去了它的可爱之处，巴黎只有使他害怕，布莱洛夫已属于陌生人。他惟一想去的地方，除克林外，就是彼得堡，在那儿可以看望他的亲戚。
驱使他的那种神秘的力量是一种深沉的不可解释的焦虑。那是一种绝望的心情，
想在某个地方或是任何一个地方分一下心。
不久，柴可夫斯基回到了俄国。他在敖德萨指挥了他的作品音乐会。他竟连续指挥了好几场。敖德萨一连几天举行盛大欢迎活动，各界人士热情款待这位伟大的俄罗斯作曲家。1月底至2月初的这段时间，画家库兹涅佐夫为柴可夫斯基画了一幅肖像画。肖像画中的柴可夫斯基身着黑色礼服大衣，里面穿了一件翻领的白衬衫，系着一条别有珍珠扣针的领带，十分潇洒富有魅力。他右手放在一些摊开的乐谱上，凝神伫立。他略锁双眉，闪着坚毅目光的双目若有所思地凝视前方，脸上流露出他特有的忧郁。柴可夫斯基本人对这张肖像画很满意。
回到克林以后，他已感到精疲力竭。一部新的交响曲的构思已经在旅途中完成。他觉得心中有太多的东西需要用音乐来表达，他迫不及待地开始投入第六交响曲的创作。
国内的一些音乐会的演出也是他不能不参加的活动。1893年2、3月间，他在莫斯科指挥了一场义演音乐会，曲目有《哈姆雷特幻想序曲》、《音乐会幻想曲》、《胡桃夹子组曲》等。3月下旬他又在哈尔科夫指挥了个人作品音乐会，受到人们极其热烈的欢迎。
在这段日子里，柴可夫斯基应尤尔根松的委托又写了一些歌曲和钢琴曲，还为98步兵团写了一支军队进行曲。他的堂弟安德列当时在该团任团长，这是应他的要求而写的。一首根据莫扎特《第四钢琴幻想曲》改编的供四部合唱和钢琴伴奏演出的乐曲也是这时完成的。
1893年5月9日，柴可夫斯基出席了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年仅19岁的青年作曲家谢尔盖·拉赫马尼诺夫的歌剧《阿莱科》的首场演出。他创作的五首钢琴曲曾专门呈请柴可夫斯基过目。柴可夫斯基对青年作曲家给予热情的指导和帮助，他的亲切、和蔼和耐心给青年作曲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2。 剑桥大学的荣誉博士
1893年，英国剑桥大学决定授予柴可夫斯基荣誉音乐博士学位。与他同时获得这项殊荣的还有德国作曲家马克斯·布鲁赫、意大利作曲家阿里格·鲍依托、法国作曲家圣—桑、挪威作曲家爱德华·格里格。5月底，柴可夫斯基来到伦敦。在伦敦爱乐乐团的音乐会上，柴可夫斯基指挥演奏了《第四交响曲》，博得公众的绝口赞扬。在出席伦敦爱乐乐团董事会为柴可夫斯基和圣—桑举办的晚宴上，柴可夫斯基和沃尔特·达姆罗施是邻座。达姆罗施得知柴可夫斯基正在创作《第六交响曲》，他希望以后能得到一份该曲的总谱，并在美国指挥演奏。这给柴可夫斯基精神上很大支持。
在举行授学位仪式之前的几天，柴可夫斯基一直忙于各种应酬。他特意去拜访了萨拉萨蒂。他对萨拉萨蒂的印象很好，觉得他“非常和蔼”。
在剑桥大学为获荣誉博士学位的音乐家们所举行的音乐会上，柴可夫斯基指挥演奏了幻想曲《里米尼的弗兰切斯卡》。第二天上午举行了隆重的授学位仪式，四位作曲家（格里格因病未能出席）“头戴镶有金丝带的黑丝绒博士帽，身着镶嵌鲜红宽边的雪白的绸缎长袍”，接受了荣誉博士学位。仪式之后举行了早餐会，来宾们用传统的多柄大酒杯轮流饮酒。随后，作曲家们又参加了在花园里举行的招待会。
参加这次盛大的活动并没有使柴可夫斯基感到兴奋。他和往常在国外旅行演出时一样，总是想念祖国。他在给外甥鲍·达维多夫的信中说，他在外面吃不下，睡不好，像是受“苦刑”。他自己也不知为什么选择了这次旅行。
柴可夫斯基回到莫斯科后，得知在他出国期间，他过去的朋友阿布莱希特和席洛夫斯基都已去世。彼得堡还有一位朋友阿布丁也已病危。要是在过去，他知道这样的消息会悲痛欲绝，难以承受这种打击。然而现在，这一连串的朋友的死讯对柴可夫斯基的震动并不大。饱经沧桑历尽磨难之后，他的精神已有了很强的耐受力。他觉得应有勇气面对生活中的苦难和不幸。
3。 《悲怆交响曲》
1893年下半年，柴可夫斯基在克林自己的家中埋头于《第六交响曲》的创作。
柴可夫斯基的晚年内心充满着深刻的焦虑和忧心的绝望。梅克夫人与他绝交，使他受到致命的伤害；亲如手足的妹妹亚历山德拉的去世带给他难以止息的悲痛；与女家庭教师裘尔巴赫的重逢把那些早已封存在记忆中的一切重新展现在他眼前。他心潮翻涌，思绪万千，他要用音乐对自己的一生做一次回顾和总结。
还是在1893年2月的时候，柴可夫斯基给外甥达维多夫写信谈到新交响曲的构思和创作：
我正要外出旅行的时候，产生了写一部新交响曲的想法。这回有个标题，但这个标题将是一个谜——让人们去猜吧，看谁能猜中。这部作品将题名为《标题交响曲》。这标题充满了主观的感情，我在旅行期间打着腹稿，不时地落下泪来。现在我又回到家中，正专心致志地起草这部作品。我的创作热情是如此高涨，不到四天功夫，已经写好了第一乐章，其他部分已在脑海里形成了清晰的轮廓。在曲式方面，这部作品将会有许多新颖之处，比如末乐章不再是一个响亮的快板，而是一曲悠长的慢板。你简直无法想象，当我意识到自己的鼎盛时期尚未结束，并仍能写出许多东西的时候，我是多么高兴！
在写《第六交响曲》之前，柴可夫斯基曾经想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