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评传-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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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将自然界的阴阳变化转变成生命态。戴震说:“一阴一阳,盖言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一阴一阳,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条理乎,以是见天地之顺,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②第二,指出阴阳变化,万物萌生,是有总体规律可循的。人类为万物之灵,也有生生之条理,而人伦礼义则是此条理之“至著”者。戴震说:“生生,仁也,未有生生而不条理者。条理之秩然,礼至著也。条理之截然,义至著也。以是见天地之常。”③至此,戴震已逻辑地完成了从自然阴阳变化至人伦礼义的转化,概括地说,这一逻辑过程是“阴阳变化,万物化生,生灵其中,生生而仁,仁而有理,礼义最著。”继此,戴震对人伦之理与自然之理作了综合研究和对比区分,由于其气一元论是统一基础,故综合是主要的。结论是:一是仁、礼、义是人、物之常则,《易》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戴震认为,“阴阳变化,万物化生”之时即万物之灵人类同时产生,而仁礼义“三者咸得,天下之至善也,人物之常也,故曰‘继之者善也’”①众所周知,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世界的统一的法则也仅仅在于它的物质的客观存在,戴震将世界综合成仁礼义,实际上是以人伦法则代替自然法则,失于偏颇,但其用心正在于说明气一元论的物质统一性。故始终强② 《法象论》,《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54 页。
③ 同上。
①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2 页。② 《读易系辞论性》,《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62 页。
③ 同上。
① 《读易系辞论性》,《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62 页。调天地人的统一法则:“言乎人物之生,其善则与天地继承不隔者也。”②二是具体叙述人与物的共性欲、性、觉等。他说:“有天地,然后有人物;有人物,于是有人物之性。人与物同有欲,欲也者,性之事也。人与物同有觉,觉也者,性之能也。事、能无有失,则协于天地之德,协于天地之德,理至正也。”③“人物”一词,中古“物”本也有“人”④。但此处的“人物”是指人和物。物也有欲、“觉”,戴震确有某种物活论的倾向,但他的用意所在是要说明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类的共性有欲、有“觉”,有人性,它们是人伦道德的基础。在戴震看来,如果那些人性是完美的。它应当是自然的,亦即“协于天地之德”的,循此而推论,就很容易得出以下结论:如果人性是自然的,那人性就是不可侵犯的。事实上,《读易系辞论性》一文就是论普遍的人性,具有共识的人性,不是个别人存在的入性的缺陷,而是自然完美,合于天地之大德的普遍的人性。戴震说:“理也者,性之德也。言乎自然之谓顺,言乎必然之谓常,言乎本然之谓德。天下之道尽于顺,天下之数一于常,天下之性同之于德。性之事配五行阴阳,性之能配鬼神(按:这里主要指人的精神作用),性之德配天地之德。所谓血气心知之性,发干事能者是也。所谓天之性者,事能之无有失是也。”①很清楚,戴震笔下的“血气心知之性”、“天之性”既是人、物二合为一的自然之性,又是普遍的完美无缺的人性。它的性质是自然的,合乎天地间静态存在或永恒运动的法则和规律的。它的始基是阴阳变化。人是男女合欢,从而生生而成的,它的文献依据是《易·系辞》,且有某种道家的自然观倾向。它是自然人性说,普遍人性观,较之通常所说的人性论有更高一级的抽象。毫无疑问,这种一般人性观后来成了戴震新理学道德说言情、性、欲等的逻辑起三是普遍人性和个别人性间的辩证关系。戴震说:“人与物有同欲,而得之以生也各殊。人与物同有觉,而喻大者大,喻小者小也各殊。人与物之中正同协于天地之德,而存乎其得之以生,存乎喻大喻小之明昧也各殊。”由于这些个别的人性皆本“五行阴阳以成性,故曰:‘成之者性也’”②。这就是说,阴阳变化,万物化生,产生了各各相别的个人和人性,人性的存在形态是个别的,阴阳变化通过个别存在体现的,这正是对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运动变化和静态存在间的辩证关系的说明。有极重要的方法学意义。而作为人性本身的普遍和个别的区分,又是通过善和性这两大范畴体现的。善是指普遍的、抽象的、一般的人性,尤指人与自然皆有的共通性,性言各别具体,戴震说:“善,以言乎天下之大共也。性,言乎成于人人之举凡自为。性,其本也。所谓善,无他焉,天地之化,性之事能,可以知善矣。”①尽管有这种一个别的区分,仍不排斥各自与更高的范畴阴阳天地运动间的紧密联系,从而既可作性、善联系的研究,又可作“善”与阴阳,“性”与阴阳间的关系的研究。戴震说:“君子之教也,以天下之大共正人之所自为,性之事能,合之则中正,违之则邪僻,以天地之常,俾人咸知由其常也。明乎天地之顺者,可与语道。察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见《中国语文》1990 年第1 期79 页。
① 《读易系辞论性》,《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62 页。② 同上。
① 《读易系辞论性》,《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62 页。乎天地之常者,可与语善。通乎天地之德者,可与语性。”②应该说《读易系辞论性》中论及的一些范畴(阴阳、生生、条理、仁、礼、义、性、德等),对范畴的规定,范畴间联系,各范畴和总体构成之于的阴阳变化间的关系,各下位概念与上位范畴间的联系等等,都成了戴氏后来研究新理学道德哲学的基本间架和区别性定义,成了研究的逻辑起点,当然后来又作了不少修正和充实,但基本含义尽此。王国维曾强调本文在戴震哲学中的地位。王说:“戴氏之学说详于《原善》及《孟子字义疏证》,然其说之系统具有《论易系辞论性》一篇。”王认为该短文集中体现戴震哲学精神,王说:“由此而读二书(按:指《原善》和《疏证》)则思过半矣。”③如前所述,后期哲学的有关哲学范畴在该文中已具雏形。
《原善》三篇是后期著作①。《原善》三篇和三卷,实际上是研究自然和人的普遍性,因而是推究一般人性的哲学论文。《原善》实际上是“原人性”。《原善》中的范畴和语言表达,大都可在《法象论》和《读易系辞论性》,以及《读孟子论性》中找到一以贯之的脉络,许多提法如出一辙。
就以反宋儒而言,戴震也是以上古自然观,一般人性说为武器的,而语言解释哲学的方法,往往贯穿其中,解释学成了联结自然观、血气心知和论证对象间的中介和纽带。在《绪言》中,戴震开宗明义地指出,《易传》上讲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天道,而《中庸》“率性之谓道”是人道,这事实上就是戴震的自然观和人性论的文献依据和理论依据。宋儒也是从《易传》出发的,例如,朱熹在解释《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时说:“阴阳,气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阴一阳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名也。”戴震认为,《易传》上的这句话不是为区分道和器讲的,而是借道和器的区别来区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形指已成形质,形而上犹言成形质之前,形而下犹言成形质之后。阴阳、五行之气未成形质,就是形而上,不是形而下。阴阳、五行之气已成形质,应是形而下,亦即器。戴震说:“物之不离阴阳五行以成形质也。由人物溯而上之,至是止矣。《六经》、孔、孟、之书,不闻理气之分,而宋儒创言之,又以道属之理,实失道之名义也。”②因而并没有阴阳五行之气以外的什么道,道就是未成形质的阴阳之气。
阐述《易传》道器之说,批判宋儒阴阳之气以外再生理念之说,是用了语言解释哲学方法的。以《易》道释人性,就已经是解释哲学,以自然观释血气心知,又以血气心知释人之情、性、欲,均是以哲学语言作出的哲学解释。除此以外,还运用了语言解释哲学中的术语解释,以求彻底弄清《易传》道器之说。戴震解释古人言辞中的“之谓”、“谓之”的不同:“之谓”是以上所称解下的。如说:“A 之谓B”是用A 释B 的。同类比证的例子有《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以性、道、教为被解释对象B 的,犹言“胜也者天命之谓也,道也者率性之谓也。教也者修道之谓② 同上,163 页。
③ 《王国维遗书》第五册《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
① 有关《原善》三篇、三卷、《绪言》、《孟子字义疏证》的成书年代,按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24 至331 页的考证。“三篇”约1757 至1763 年间,“三卷”为1766 年。《读易系辞》约1766 年左右,《绪言》著于1769 至1772 年,《疏证》成书于1776 至1777 年。
② 《绪言》上,《戴震集》,上海古籍版社1980 年版352 页,并可见该书5 页。也”,由此可得出以下结论,《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是被解释对象B,犹言“道也者一阴一阳之谓也”。①而“谓之”是以下所称解上的。如说“A 谓之B”,是用B 解释A 的,同类比证的例子有《中庸》“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并非解释“性”和“教”,而是以“自诚明”和“自明诚”为被解释的对象A,以“性”和“教”为B 来解释和区分“自诚明”和“自明诚”的。循此古人解释术语而推,可知《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并不是解释道和器,而是以道和器的区别来解释和区分形而上和形而下,因而不能在“形而上”的范围内徒生一个“理”来解释道,朱熹的做法显然是违背上古哲学解释的术语含义和解释逻辑的。
《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和“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是戴震新理学哲学的立论根本,也是宋儒另生理念,太极的依据。戴震坚持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通过语言解释哲学找到古人术语的本来含义,并用旁证类比找出相关术语的通义,以最终确沽《易传》两句话的含义,从而使他的自然观及由此而派生的一般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