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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章

南明朝那些事儿-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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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成功渡江喜悦的赵布泰,迎着太阳,向着胜利,继续前进。在凉水井击败了李成爵的数万明军,在双河口、鲁沟连胜李定国亲率的“总预备队”,顺利占领安龙、贞丰、黄草坝。
  战争中没有“双赢”的概念,一方的胜利,必然会导致另一方的失败。
  黔西会场,便以李定国的全面失败而告终。腹背受敌的他,只得令冯双礼殿后,全军撤回云南。
  至此,贵州已全部沦为敌手。
  得黔望滇,清军的下一个目标,便是神奇多姿的彩云之南。
  退守滇西
  1658年12月初,北路的吴三桂由乌撒府涉可渡河,进入云南,经沾益州、交水至罗平,与多尼、赵布泰在这里会合,迅速向昆眀推进。
  在贵州的防御战中,己消耗了大批兵力的李定国,实在没有能力再组织一次“象模象样”的保卫战了。
  万般无奈之下,李定国写了一道紧急奏疏,快马加鞭地送到永历帝的御案前,请其“移跸以避清人之锋”。
  可以想像,看到奏疏旳永历帝,心境是何等的无助和悲凉!
  从他即位的那一天起,动荡的时局加上个人的懦弱,让他“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在南国的大地飘泊无定。
  只有到昆明以后,他才有了一种倦鸟归巢的感觉。
  相对于刘铁棍的“骄横无礼”,李成栋的“神威难测”,孙可望的“目无尊长”,同龄人的李定国对他则是“平和可亲”的。
  尤其在权力面前,李定国没有大权独揽的癖好,对他的尊严和权力,也从未进行过“践踏和干涉”。
  在这种“两情相悦、相得益彰”的工作氛围中,他中央政府的各类衙门开始建立并正常“营业”,他也“有滋有味”地做起了“真正的皇帝”。
  可以说,从1656年到1658年的这两年间,在他一生中最安逸、最快乐的一段时光,特别是在打败孙可望后,他更相信,这种时光,会长久地持续下去。
  但幸福这精灵总是喜欢一闪而过,来不及细细品味,痛苦这个讨厌的家伙,就又如此之快地不请自到了。
  现在,他将必须赶快离开这“温柔之乡”,重新开始他的飘泊生涯。
  随后,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他将在那里重建他的“流亡政府”?
  对这个问题,朝臣们马上分成了“北上四川”和“西撤滇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北上四川”即主张将“流亡政府”迁到四川的建昌。
  这样做,好处一:四川建昌“风景这边独好”,经过大学士文安之等同志这几年的埋头建设,建昌的经济水平有了飞速的提高,大军及政府过去,吃饭问题是不用发愁的。
  好处二:到建昌后,可以以那里为基地,收复重庆。尔后联络大顺的夔东十三家,征集船只,顺长江而下,千里江陵,一日可至,从而直捣荆襄、再回南京,并与东南的郑成功遥相呼应,再次让“反清复明”大业“死而复生”。
  曾记否,刘文秀临终前,也提了这个建议。
  凡是有利必有弊,“北上四川”之不好之处,就是一旦不慎,就有可能被重兵集结的清军包了“饺子”。
  第二种建议是“西撤滇疆”,即主张将“行在”撤到滇西的永昌(今云南保山)。
  这样做,好处之一是滇西地形复杂,民心依附,是一个长时间打游击的好地方。
  好处之二是如果连游击也不能打了,就退到缅甸去。等清兵一退走,就重返云南,距离上比四川更近。
  不好之处就是到边疆去,就有可能被“边缘化”,慢慢地消失在中国人民的视野之外。
  制定哪种方案,并不取决于朝臣的争吵,关键在于两个决策者——永历帝和李定国的态度。
  永历帝和李定国毫不犹豫地坚持了第一种方案。
  理由也很简单,“亲不亲,中国人;美不美,中国地”。如果能在国内混下去,谁愿意跑到凶险莫测的外国呢?
  这一帝一王的意见一定,便计划在12月15日放弃昆明,经宾州撤往四川建昌。
  12月13日,李定国从前线赶回昆明,具体主持“移跸”这一庞大工程的实施。
  撤退前,如何处理昆明这一带的大量存粮,成为李定国同志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按惯例,这些存粮能带走的要带走,带不走要烧掉,以免资敌。
  李定国、白文选商量后,也决定这样做,并将其上报永历帝作“最后的裁可”。
  但永历帝却破天荒地裁了个“不可”。
  他“不可”的理由是“一旦将粮食烧掉,饥饿的清军马上就会就地征粮。到头来,苦的还是当地百姓,所以,粮食不烧,就地封存”。
  为防烧粮,他还紧接着下达了专门的圣旨。
  他的这道圣旨,最终,被对云南人民怀有深厚感情的李定国“坚决执行”了。
  不但昆明的粮没烧,连宜良等地的粮也没烧。
  结果自然是很“不幸”的,因为这些粮食,竟让入滇的清军整整吃了半年。清军吃饱后,便是整日里把永历帝及其手下,追来赶去。
  但今天的我们,却真应该从内心深处,为这位生性善良的皇帝喝采,向这位心怀博爱的基督徒致敬。
  因为这一点,并不是每一个自诩为“爱民如子”的领导人能做到的。
  即便是“苦孩子”出身的李自成,在撤出西安前,对农民伯伯“粒粒皆辛苦”的粮食,也是企图一烧了之(但被田见秀执行时“打了折”)!
  仅凭此,我们就可以谅解这位皇帝曾经有过的犹豫不决、碌碌无为、胆小懦弱……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个好人。
  斯大林说:“胜利者不受谴责!”,但这褒奖的,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今天,平凡无奇的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好人不受谴责!”。
  因为这褒奖的,是我们做人的起点和归宿。
  12月15日,永历帝率领文武百官撤离昆明,开始了他最后一次流浪(专业名词叫“狩猎”)。
  “东风无力百花残”,随他一起流浪的,还有在这个政权下,沐浴了十年和平阳光的昆明百姓。
  于是,城里城外、哭声鼎沸、生离死别、扶老携幼的人间惨象,永历帝又一次耳闻目睹,又一次柔肠寸断,却又一次无能为力!
  这支逶迤北行的队伍,共分前锋、主力、后卫三部队组成。
  前锋由庆阳王冯双礼、广平伯陈建、武功伯王会、延安王艾能奇长子艾承业带队,其主要任务是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剿匪安民,为主力和后卫在荆棘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来。
  主力则像蚂蚁保护“蚁后”一样,簇拥着永历帝及其政府官员,经安宁、武楚、赵州,缓缓北上。
  在12月21日撒出了昆明的李定国,则率军担任后卫。
  现在,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尽快到建昌去,开辟新的家园。
  但这一目标,在李定国撤出昆明后,却发坐了根本性的改变。
  促使这一目标改变的,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马吉翔。
  让马吉翔改变目标的原动力,既不是来自于运筹帷幄的思考,也不是科学严密的论证,却仅仅是一个端不台面的“心理障碍”——他本人与建昌的文安之大学士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想当年,在广西梧州,他为了实现“签字一枝笔”的梦想,机关算尽,手腕使足,终于把这位东阁大学士逼得“离朝出走”,跑到四川“另谋出路”。
  而如今,还没过了三十年呢,河东河西的地位,骤然倒置,自已则得跑到人家的地界上混口饭吃,这不仅让他颜面耗尽,而且权力丢光!
  遥望四川,马吉翔心事浩渺,愁肠百结!
  小人物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就是“一已私利”,因此,如何说服“当家人”李定国同志把去四川建昌变成去云南永昌,成为他新的奋斗目标。
  为了实现目标,他马上想到一个同盟者,李定国的重要幕僚——金维新。
  之所以要“定位”在金维新的身上,是因为该同志和他一样,对北上四川也存在严重的“心理障碍”。
  金维新曾经和现任建昌总兵王偏头,为争夺一位美女的“所有权”,而结下了至今难以消解的“梁子”。此去建昌,可谓生死未卜。
  因为事关自已的“生死存亡”,金维新很快被拉下水,并成为说服李定国西撒的主力军。
  对李定国,金维新太明白了,讲困难是吓不住这个“铁人”北上建昌步伐的。
  但他己明显地感觉到,自从打败孙可望后,李定国己经深深患上了“揽权症”,任何企图挑战他地位的人和事,都会引起其高度的警觉和不安。
  就像马吉翔说服他一样,他也迅速找到了李定国的“心理障碍”。
  他对李定国“推心置腹”地讲:“我等新败,若去四川,袁宗第、郝永忠这些大顺军将领必轻视而不肯听命,皇帝也会厚彼薄我;东下荆襄后,如果这些人再立一些战劢,则也会和您一样被封为一字王。届时,在朝堂上的地位,您就会一落千丈!……”
  “不如我等还是到永昌,仍可自成一体,静待天下之变!”
  在权力的得与失、利与弊面前,“单纯”的李定国,也变得“不单纯”了,他同意了金维新的“建议”。
  大军忽然改道,撤往永昌。
  两个小人物的“私心自用”,让南明的历史,由此缩短。
  “改道令”一下达,立马产生了两个灾难性的后果。
  一是“前锋不听话”。
  前锋冯双礼、陈建、王会、艾承业带领的部队,主要是“秦兵”组成,本对李定国已经心存不满,现见李定国朝令夕改,更是失望至极。他们集体拒绝执行改道的命令,继续北上,从此与李定国分道扬镳。
  二是“高官大内逃”。
  听说要撤到荒凉的边疆去,甚至还可能到落后的外国去。高官们那勤于思考、先知先觉的大脑,立刻便推演出可怕的后果。
  思想决定行动,感到“红旗打不了多久”的高官们,选择了不辞而别,到茫茫旳山林中,开始自己新的人生。
  先是吏部尚书张佑宸、兵部尚书孙顺、礼部尚书程源、户部侍郎万年策、左佥都御史钱邦芑这些“部级”高官内逃了,后是大学士扶钢这个“总理级”的高官也内逃了。
  当然,也有既不留下,还不内逃的高官,如工部尚书——王应龙。
  王应龙同志是个“工农干部”出身(陕北制弓箭匠人)的高官,自打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以来,就一直担任工部尚书一职,数十年以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现在,这位尚书己年过花甲、‘w‘r‘s‘h‘u‘。‘c‘o‘m‘举步维艰……
  面对用自己毕生心血建起来的大厦将要崩塌瓦解,他无法患难从君,无法力挽狂澜。
  于是,他从容地迭选择了自缢,悄无声息地与自己钟爱的事业永远作别。
  他死后,其子也随之而去!
  “君臣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此情此景,让永历帝欲哭无泪。
  1659年1月4日,刚撤到永昌的永历帝,就听到了一个让他“隐隐作疼”的消息。
  他最后的国都——昆明,已于昨日被清军“和平劫收”。
  看吧,一年年是国土的沦丧;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永历帝感到,是他采取措施,担负起天下兴亡的时侯了!
  可他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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