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荡北美-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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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留学美国的感受，很有点像1979年第一次读到“朦胧诗”时的感受。当时我想：“噢，诗还可以这么写！”到了美国后，我的感受是：“噢，人也可以这么活着！”
这里，并不是在讨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也不是在比较东西方文明的优劣。假如要争论何方的月亮更圆，就如同两小儿辩远近，智者也是说不清的。我们讲的是更为基本的东西——人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
正像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John Mill）在《论自由》一书中曾经说过的那样：“认为人类的生存应当建立在某种方式上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一个人具有相当多的常识和经验，他那能显示自我存在的方式就是最好的，不是因为就其方式本身来说是最好的，而因为那是他自己的方式。”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留学生具有和我相近的感受，但我相信，好几十万足迹遍布全世界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从各自不同经历中学到和带回中国的许许多多东西中，将包括一种基于对人类社会多样性的认识而产生出的更为宽容的社会生存意识。
但是，对一个人或民族来说，真正可怕的还不是意识的局限，而是在这种局限中形成的一种绝对思维模式。他们不自觉地以自己社会的一切作为是非标准来判断其他社会的一切。有时，他们能走出国门，却走不出这种绝对思维模式。
不少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在外面看到的只是一些“西洋景”。国外的东西，有时尽管新鲜、有趣，但只要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便自然属于古怪和异常一类。这种态度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视异族为“蛮”、“夷”，呼外国人为“鬼子”的“中央大国”的心态。
当然，这种绝对思维模式也可以逆向呈现。1979年后，当在几十年的隔绝后重新打开国门时，中国人被外面的世界惊呆了。于是，不少人的思想立即趋向另一个极端：西方的一切都是合理的、科学的，而中国的一切都是丑陋的、病态的。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不外乎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传统中庸之道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现代辩证方法。细究起来，这不过是基于同一种思维模式上的两种不同的判断和取舍方式。“为体”的“中学”，不但是决定“西学”有用无用的基础，而且显然也是区分“精华”与“糟粕”的标准。
美国人在这方面有着几乎同样的问题。一百多年和平发展所造就的强大的经济力量、先进的科学技术、逐渐完善的民主体制和日渐流行的大众文化，使美国人过于自以为是，以为美国的社会模式是各国都应仿效的“样板”，美式的价值观念更是衡量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绝对标准，而很少意识到美国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例子，并很可能是一个颇具特殊性的例子。这种偏见的倾向在美国“自由”的学术观中和“客观”的新闻报道中随处可见。
美国人需要像中国人在“文革”后那样深刻地反思。当年越战的失败，曾给美国人一次小小的反思机会，可惜这次反思进行得显然不够深刻。911事件让美国对自己的国际政策应该有所反省。
基于绝对的思维模式，人们往往会形成一种僵硬的“对错”意识。人们几乎是先验地从自己的社会生存方式中获得“正常”的观念，并不自觉地作为其判断是非的标准。而就是把自己放在“正常”位置上的同时，他们便把别人放在“异常”的位置上。于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变成了“唯一正确”的事情了。
有一次野餐，朋友和一位美国人类学教授谈起这个问题。那个朋友问美国教授，在美国历史上，有没有一个时期，人们具有绝对的“对错”意识。美国教授先是不假思索地说：“没有。”想了想后，说：“有，在清教徒时期。”过了一会儿，又说：“现在的伊拉克战争也是这样。美国认为自己唯一正确，这显然是不对的。”
也许，倒转去十年或十五年，对绝大多数旅美华人和留美中国学子来说，回去，还是留下，并不是个问题。因为那时候，中国和美国完全没有可比性，中国在各方面都大幅度落后于美国，生活、工作等方方面面的差异都相当大，只要有可能，谁都会想办法留在美国。然而现在情形不同了，中国和美国有了可比性，“海鳖”们有了选择的余地，是否做“海龟”？什么时候归？他们在等待最佳时机！
“诱惑”／思进／
我回到了出生、成长和工作过的地方——上海。在这里我上了小学、中学和大学；在这里我工作多年；在这里我跟小玲结婚成家，也是在这里，我顺利地拿到了去美国的签证。上海的变化真大呀！到处是新建的高楼大厦，都认不出来了。浦东崛起了
东方明珠高塔、财富论坛大厦，杨浦大桥飞架于黄浦江上。阔别多年，漫步外滩，眺望着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银色的、蓝色的和绿色的巨型幕墙在阳光下折射着耀眼的光芒。夕阳落下，五彩缤纷的霓虹灯在不停地闪烁，映在黄浦江里，随着波浪一起飘荡，我的心也随之跳动着。
上海是中国的第一世界，中国的窗口。我去过别的城市，城市的轮廓与记忆中的都市大相径庭，街景日新月异，都市都很美。大街上，摩肩接踵的人群永远川流不息，女人们看上去妩媚动人，像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虽然谁也不认识，但那种喜庆的气氛和热闹感染着自己，跳动的都市与美国静谧的田园风光形成了鲜明对照。美国的生活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的恬静。突然间，走进繁华的都市，在这个跳动的世界里，周身的血液翻滚起来。这种跳动的外表带着迷人的诱惑，诱惑我回来，就如同当年我渴望去美国一样。从一个山头望着另一个山头，总觉得别人站的山头要高些。如果有这种仰视，就会有诱惑和向往。
中国人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追求不平等，而多数人骨子里也是这样追求着。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读书的目的是追求名与利，追求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光宗耀祖。中华民族对“功成名就”看得太重！而高官与金钱似乎是衡量一个人成功最重要的尺码。
在美国，“海鳖”们平静而安逸地生活着，人们平等相待，很少人能有成功而让人羡慕的光环。一旦回到中国，可能摇身一变，成为引人注目的一群，也许会封官受爵、财源滚滚，自我得到极大满足。其实很多“海龟”都带着极强的个人色彩，追求这种成功的满足，甚至追求美女如云。
巨变的时代诱惑着“海鳖”们。中国在快速地变化着。世界的目光都汇聚那里，外来投资纷纷涌入，庞大的市场让人垂涎欲滴。中国给
留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创业环境和优惠条件，渴望着“海鳖”们能将先进的技术、管理带回来，在中国与世界架起一座座桥梁。对于雄心尚存的“海鳖”们，梦想着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在这个“乱世”里，成为名垂千古的英雄。如果错过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那就是人生最大的遗憾。
我沉浸在眼前的中国上海。
晚上，我与昔日同窗相聚在雅致的餐厅里，久别重逢，相聚甚欢。他们既有无穷的怨言，也有成功的自豪。接过名片，老总和高官让人震惊一阵。遥想当年，现在的“海鳖”们并不比这些“土鳖”们差。但如今，人家可是春风得意，而“海鳖”则生活如死水一团。有的“海龟”成功了，办起了网络、咨询公司等。媒体的焦点聚集着他们，那份光环让不少“海鳖”羡慕不已。
宴会是在美林阁，装饰绝对豪华，朋友劝我来一点椒盐大皇蛇、清蒸鲥鱼、樟茶鸭和苔条黄鱼，说这些是特色菜，并告诉我说如今美林阁已发财发得晕过去，每家分店都是像皇宫一般，人头济济。还有是苏浙汇，据说是一荷兰“海归”人士开的，东西好，但价钱却绝对公道，美林阁和苏浙汇这两家店根本不用担心会没有回头客。
席间，人们谈到
葡萄酒，开口不是法国干红就是波尔多2000干红，好不“气派”。尽管有朋友认为干红不够甜，还有点儿涩，但还是乐此不疲。
上海的这位朋友极力怂恿我回国发展。他说自己在国内路子多，关系广，让我回国和他一起干，并给他们举了许多回国发展的成功例子。
“国内这几年变化真是很大。中国的轿车销售量每年以20～30％的速度增加。车多了，路也修得多了。国内的变化让我不敢想象。”我不免感慨地说。
“这些天，是否回国发展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我们心中。”我告诉他们说，“回国来，有自己熟悉的亲人、朋友和文化氛围，可以开展自己的事业，但也要忍受关系网、官僚主义以及远远比不上美国的自然环境；留在美国，要忍受着远离亲友的孤独和落寞。但无论如何，看看网上好些关于回留问题和中美比较问题的讲座就知道，那么多人关心回去还是留下这个问题，就正说明了中国在发展、在进步、在迎头赶上。回去，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真实选择了。”
我的一个好朋友本来在美国有一个好位子，但他辞职了。问他辞职的原因。对方仰望着天花板，反问我：“天空多美，你说我们能飞得多高？”我迷惑地摇头。他说：“我们是一群鹰，美国的天空很美，可是面对这层玻璃的阻挡，我们只能在这片狭小的空间中飞行，却永远进入不了这片蓝天白云。美国的天空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可是回到中国，我们可以自由翱翔，那天空是没有边界的。”虽然他走到了今天令人羡慕的位子，可是他认为自己的潜力远远比这高。我明白他的意思。蓦然回首，昔日的同学和朋友有的的确在中国辽阔的天空中翱翔，气派潇洒，作风洋派，令“海鳖”们望尘莫及。被束缚在有限天地里的“海鳖”们的心怎么会不涌动呢？
这层玻璃天窗也阻隔着我。每当走进办公楼，面对着巨大的玻璃窗和灿烂的阳光，我或多或少也有这种感受。日复一日地生活，也许到退休还是走着同样的轨迹。美国的风景是凝固的，我的前程似乎也是凝固的。我不禁感叹，我可以看到自己十年甚至二十年以后的状态。少数人可能进入管理阶层，但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登上了半山腰，气喘吁吁，雄伟的高峰只能仰望，似乎再没有力气攀登上去了。
我的同学老林，曾任一家华尔街公司软件公司的CTO，尽管那家公司是仅有百八十人的小公司，但老林已是周围所有的朋友同学中最为成功的了。可就在高科技泡沫破灭之后，特别是911事件的雪上加霜，使得那家公司在一年前倒闭了。老林一下子从天上摔到了地下。也正因为他那段CTO的经历，对他找新工作反而起了到副作用。因为好几年没有做具体的技术，他已无法再回头做软件工程师；而再在其他公司找CTO的位置好像更不可能。毕竟他不是白人。
更多的人永远在美丽的玻璃天窗下奋斗着，却打不破这层天窗，于是就把目光转向回归。在美国的我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