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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闯荡北美-第40章

小说: 闯荡北美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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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声,我们仿佛又回到了中国。此刻我们才知道,无论好莱坞的电影多么精彩,欧美的古典音乐多么动听,无论是莫扎特、巴赫,还是Kenny G、Yanni;对我们心灵的震撼永远比不上我们“自己”的乡音! 
  1995年开始,春节联欢晚会又成了我们每年所期盼的、过春节的“保留节目”。搬到多伦多后,我们装了闭路电视,其中有一个是中文频道。虽然开始时每天只有一小时的国语节目,其他都是粤语,但好像也比英语动听。后来随着国语移民的增多,国语节目也越来越多。回到纽约后,我们的闭路电视有两个中文台,而且大都是国语节目,春节联欢晚会是实况直播的。尽管另外还有一百多个台,但我们看电视越来越多的时间是在那两个中文台上。再后来,发现国内的电视剧越来越精彩,可电视台每天只播一集,真不过瘾。于是我们便租来看,常常一看就是一个通宵。出国的头五年,我们是真恨不能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想尽快成为“老美”。时间久了才明白,无论如何,我们这辈子就只能是中国人了!渐渐地,毕业了,上班了,电话费也降了。想家了,抄起电话就打,可问题是越打越想见亲人。再后来,身份也解决了,不但自己可以回国探亲,还可以担保亲人移民。可没想到国内这十多年突飞猛进,亲人们的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谁都不想再移民来这里,反倒时常劝我回去做个“海龟”;我也只好“常回家看看”吧。1997年以来,虽然回国三次,但每次假期有限,来去匆匆,反倒使我更想回去。 
  第一次回国是在出国的七年后——1997年10月。小玲在1996年已回过上海一次,从她那里得知短短六年上海发生了天翻地覆地变化。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亲眼看一看,我是怎样也想象不到那变化究竟有多大。而且,出国前在国内呆了三十来年,都没什么大变化。七年时间,怎么可能有什么大的变化呢?然而在北美的我,这七年来的变化倒真是挺大的,虽说尝尽艰辛,几经周折,可收获不小:获得了硕士学位,当上了华尔街的高级金融软件分析师,还拥有了加拿大的永久居留权。因此,我还真想国内的亲友,想回家看看,过把“荣归故里”的瘾。 
  选了十月金秋,向老板请了三周假,登上了加航。飞了十几个小时,从多伦多飞到日本东京机场转机,换上了中国民航。一看飞机上的空姐全是中国人,乘客90%也都是中国人,感觉上已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两小时后到达上海虹桥机场。小玲的父母和弟弟一家已在机场等候多时。回家的路上我不停地和大家说话,半小时后,小玲父亲说:“到了。”到了?我向窗外望去,不像,再仔细一看,原来上海的乌鲁木齐北路拓宽了,我们家对面新造了四五栋摩天大楼,还有什么“钱柜”夜总会,霓虹灯耀眼,一时真认不出了。 
  我们的至亲都分别居住在好几个不同的城市,接下来的日子里,便马不停蹄地跑了五个地方:杭州、温州、西安、苏州和南京。平均三天一个地方。只记得不停地上车下车,不停地说话,不停地吃。还没等缓过劲儿,三周已一晃而过,连见同学朋友的时间都没有。第一次回国就这样结束了,真不过瘾!回到加拿大,多伦多的安静和国内的热闹形成鲜明的反差,一时只感到心里空空的,虽然人回到了北美,可心却好似仍留在国内。好几个星期后才身心合一。 
  1998年初,我所在的INEA和加拿大第一大银行皇家银行签署了一份合同,由他们投资三千万美元将原先仅在皇家银行内部使用的INEA软件,在三年内开发成一个适合所有全球银行的金融产品。这个项目,委托INEA来完成。因此,INEA“鸟枪换炮”,开始招兵买马了。我被提拔为小组长,负责一个核心技术组。INEA那时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次请假不能超过一周。于是从1998年到2000年,我没办法回国了,只能将每年三周的休假化整为零,游遍了加拿大。而那三年里,周围朋友同学们不断地来来回回,有的还成了“海龟”,弄得我也心里痒痒的。 
  第二次回国是在2001年。那时INEA的产品初步完成,已被好几家北美跨国大银行采用。我父亲在3月要过七十大寿,让我无论如何回去一次。我和老板商量了一下,他“特许”我三周假期。在这次回国之前,我已和大学的几个同学恢复了联系。从他们那里得知大学同学中有几个成了大型国企的老总,如上海烟草集团、缝纫机集团、英雄集团等;有的成了民营企业CEO、CTO;还有两个“大款儿”,一个在上海,是股市“大户”,一个在深圳开一家工厂,有上千名员工。还有一个同学Karen开了一家“猎头”公司,她介绍了国内IT行业的几个朋友给我。那时我和小玲已成为加拿大公民,恢复了自由之身。这次我决定集中时间,只去杭州和上海,好好地和他们聚一聚,探索一下海归的可能。我是搞金融软件的,首先要了解一下国内这方面的情况。 
  和第一次不同,我们这一次是在上海浦东机场下飞机。还是小玲全家等候在机场。国内的一个同事大陈也开了车来接我。他当上了上海财政局的处长,说和浦东开发区的一个老总是哥们儿,已安排了我们马上见面。于是小玲跟家人回家,我和大陈去金茂大厦顶楼餐厅。在开往金茂的高速公路上,我四处张望。要不是路牌上的中文字,我真感觉不到已经回国了,好似是从多伦多机场的回家路上。上了金茂顶楼餐厅,四下望去,又好似在多伦多的CN Tower上一般。不同的是,陆家嘴的楼群比多伦多Down Town看上去气势更大一些。不过,和浦东的那位老总的谈话好像并不投机。他一个劲地向我介绍他的公司情况。说他公司里80%以上是海归,他已将他们的许多专利变成了产品,又把他们带来的好几个项目“孵化”成熟,成功推上了市场,还说他帮了多少海外的投资赚回大钱等等。当得知我只是一个高级电脑工程师,一无专利,二无现成项目,三无资金可投资,就好像没什么可聊的了。到买单时,我想显示一下海外“成功人士”的气派,抢先掏出了皮夹,因为还没有人民币,拿出一张Amex金卡。大陈手一推:“别!我早就结了账。你在外面赚钱不容易,怎么能让你付呢?!”由于好奇,问了一下多少钱,“不贵,我有贵宾卡,可以打九折,还不到三千。”“三千?!”好像没吃什么呀,一瓶红酒,几个菜而已…… 
  第三天我们就去了杭州庆祝我父亲的七十大寿。那时他的房地产事业正如日中天,我弟弟家叠就是个“海龟”,事业也蒸蒸日上。从温州前来祝寿的一帮堂兄弟们更是个个有自己的企业,和他们在一起非常兴奋。他们个个要我“赶快回来”,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不过看我爸爸七十高龄仍在奋斗,我已暗自决定至少不能再在加拿大“享福”了。 
  一周后回到上海,和同学们的聚会是我盼望已久的。十几年没有见面了,人人变化巨大。在十几个出国的同学中,我好像已算是最成功的一个。但是和留在国内的老总、CEO、CTO、企业家、“大款”们一比,感觉到“差距太大”。因为只有我一个是“外面的”,他们先问了一下我的情况。好几个老同学谈了他们出国考查的观感,说知道我们在外面不容易,很辛苦的,能“混”到我这样就算不错了。接着他们聊起了其他话题。一听,一串串我似懂非懂的词语从他们的嘴里冒了出来,什么“资产重组”,什么“分红送配”,什么“争取先上二版”。我不禁想起我们北美同学朋友们聚会时的话题:不是换了辆新车,就是买了栋新房;不是儿子上“公文数学”,就是女儿钢琴考级。真是大不相同。和他们提到我想回国发展,大家分析了我的情况,好像又一时找不到合适我的位置。又过了几天,和Karen介绍的几个IT行业的朋友聚会。从他们那里了解了中国软件业,特别是金融软件的大致情况,得知一是国内的金融业和国际尚未接轨,北美绝大多数金融产品在国内还没有;二是在国内超过三十岁的再搞纯技术的已不多了。 
  不像第一次回国到哪儿都是“前呼后拥”,这次回国,我找了一个机会一个人上街走走。那是回国两周后的一天,小玲和她原来银行的同事们聚会去了。我一人到静安寺逛逛。在过南京西路时,先是红灯,可我周围的行人好像并不领会,仍在来往的车辆中自在地穿行,只留下我一人还站在原处。等到绿灯时,我向马路对面走去,但来往的车辆好像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有一辆车甚至直朝我冲来,我吃惊的停下了脚步,可这辆车一直冲到离我一公分的地方才刹车。司机探出头,像看外星人一般看着我:“想什么呢?!你怎么不动呀?!”出国十几年,我突然明白我在国内连马路都不会过了,还是先回纽约吧…… 
  回纽约不久就经历了911,这又重新激起我回国的欲望。作为一个幸存者,好似领悟了生活的真谛:第一,活着真好!第二,不一定会有明天!只要还活着,该做什么,就应该抓紧时间去做!虽然目前还不是回去的最佳时机,但从目前国内发展的速度看,应该还是有我可以发展的空间。少则三年,多则五年,我一定会找到我在国内的“Niche”(合适自己发展的位置)的。 
  希望这一天早日来到! 
  回国感想/小玲/ 
  过大年 
  来到北美闯荡,在不知不觉中总会留下一些遗憾。对我来说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无法时常和亲人们聚在一起,特别是不能凑到个准日子,和思进一起回家,陪伴我们的父母们过一个团团圆圆的新年。 
  我和思进出国后的第一个春节是在克利夫兰度过的。那是1991年2月15日,我刚到美国两个多月。我的头等大事儿是打工赚钱,帮着思进攒学费。他下学期的学费还没有凑齐,哪有余钱来庆贺春节呢?那天思进眼睛一睁开,就随意地、不着调地哼了一句:“今天是大年初一!”我还嘲笑他把大年初一唱得那么离谱。谁能想到,这样离谱的一句话,在以后每年的大年初一,我们谁先醒来,就由谁来哼,一哼便是十几年。那天一放工,我们便应邀来到朋友陈静和车庐的家,他们那时都已经硕士毕业,正处在找工作的阶段,假如一年内工作无着落,他们就要打道回府。我们一共四对夫妇,下饺子喝片儿汤,“八十分”的牌局一直开到大年初二。大家有说有笑,热热闹闹地过了个穷开心的春节。如今想来,我和思进离家在外无亲无故,仗着年轻,浑身是胆;我们坚信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句名言,是经过了许多挫折后慢慢咀嚼、消化后才切身体会到的。 
  搬到纽约以后,我打全工,思进全工全读,春节也不例外,生活节奏骤然加快了。我们的同学和朋友们都散居各处;有的朋友的孩子还小,留在了大陆,节日里只能对着全家福相片,伤心落泪而无心聚会;有的朋友“单枪匹马”,索性打工挣钱,有泪也往肚里咽;大家很难像在克利夫兰那样聚在一起欢度春节了。没有了喜气洋洋办年货的忙碌过程,没有了除夕夜的“春节晚会”,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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