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这二百九十年-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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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皇后知道皇帝丈夫打算为自己大赦天下后，坚决表示不同意，原因详见对李承乾说的那番话。
这就没办法了。好比两个人一起去寺庙，一个人诚心诚意地向佛祖磕头，请求佛祖降福给另外一个人，可是被祈福的那个人却在一旁冷笑，还不时地大竖中指。换作你是释迦牟尼，有什么感受？
当然，这个比喻有些过头，不过这时的李世民也明白，在当事人不同意的情况下去祈福，效果肯定不好。
于是大赦一事就此搁起。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大唐国母长孙皇后病危。知道自己的人间路快要走到尽头，在与丈夫诀别的时刻，她没有为自己和家人提出任何要求，只有对丈夫无尽的爱以及对丈夫事业的无限关心。
我对长孙皇后的遗言进行了总结，具体如下：
1。除非有特别的原因，一定要重用房玄龄；
2。注意减轻百姓负担；
3。陛下要继续亲近君子、疏远小人；
4。我娘家人只要能够有每月定期朝见的资格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让他们手握大权，或是出任朝廷的重要官员；
5。我死之后，不敢祸害百姓，只需以山作坟，陪葬品用些简单的木器、瓦器就可以了；
如果能够这样，臣妾虽死无恨！
六月二十一日，长孙皇后于立政殿逝世，享年三十六岁。
在现在看来，长孙皇后对于自己的病情，态度未免有些奇怪。她为何要放弃努力，一再拒绝为自己大赦天下呢？
前面已经提到，长孙皇后很了解自己的丈夫，深知他的好恶，不愿勉强他做不愿意做的事情。李世民与长孙皇后虽是夫妻，却与普通的民间夫妇不尽相同。
皇帝乃是天下之主，大臣见了要自称为“微臣”（清代进一步自我作践，自称“奴才”），百姓见了要自称为“草民”，儿子女儿见了，要自称为“儿臣”。那么作为国母的皇后呢？
大家也都清楚，叫做“臣妾”。见到丈夫，皇后除了要恪尽妇道，还得严格遵从君臣礼仪，磕头参拜，将自己与其他人一样视作丈夫的子民。像普通夫妇那样简单随意说话唠嗑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长孙皇后从不会随意向丈夫兼皇帝的李世民提出各种要求。
另外按照传统观念，皇帝皇后当为天下楷模，除了夫妻之情，还要显示自己的公正与无私。大赦天下一般只在国有大喜之事时方才施行，如新皇登基或战争大捷，以显示东海扬波，皇恩浩荡。长孙皇后曾主持汇编《女则》三十卷，专门记载古代妇女的得失事迹，以此作为女性行为的指导丛书。作为天下女性表率的她更是十分地洁身自好，从不僭越本分，唯恐在史书上留下不好的名声。如果为了她的病情而进行非常规的大赦天下，可能会招致世人的非议，而这正是长孙皇后所不愿见到的。
当然了，长孙皇后的身体情况她自己最为清楚，她很可能是发觉自己的病情已经难以好转，不管是汤药还是求神都不会有什么效果，如果为她大赦却仍然无济于事，长孙皇后更不想徒然在史书上留下这样的一件事迹。
读书可以使人睿智。长孙皇后在阅读史籍时，曾经指出东汉明帝的皇后马氏（即名将马援之女）的做法不当。当时马皇后已经预见到树大招风，过高的权力和地位容易给家族带来灾祸，她却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预防措施，只是简单地写了封信对家人进行提醒，但是马家最终还是大祸临头。
长孙皇后清醒地认识到物极必反，盛极必衰的道理。自己现在的处境和马皇后当年的几乎如出一辙。家人在朝为官并占据高位的不在少数，如不知急流勇退，难免会遭到和马家一样的下场。当初力劝哥哥长孙无忌辞去高官如此，现在建议不要给自家人太多权力亦是如此。
一位妻子，和丈夫同甘共苦，对丈夫一往情深（当年李世民身染重病，长孙皇后身揣毒药服侍在旁，准备一旦李世民撒手西去就追随丈夫而去），处处为小家和大家着想，谦逊简朴。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从不嫉妒，积极主动为丈夫物色美女（注意，这点非常非常重要）。李世民有妻如此，夫复何求？
正因为此，李世民在妻子去世后，读到妻子生前所编写的文章，悲恸不已。他把书拿给大臣们看，喃喃地说道：“皇后的这些书，足以作为万世楷模。朕当然知道人命在天，无论有多悲伤也于事无补，然而从今以后进入后宫再也听不到劝谏的声音，也不会再有贴心的问候，就此失去一位优良的辅佐，这一切，让朕如何能够忘怀！”
第二十九章 西游释厄传
玄奘，即大唐三藏法师，李世民御弟，如来佛祖二弟子金蝉子转世。于大唐贞观一十三年奉旨出关，前往西天拜佛求经，当时唐王亲自相送：
次早，太宗设朝，聚集文武，写了取经文牒，用了通行宝印。有钦天监奏曰：“今日是人专吉星，堪宜出行远路。”唐王大喜。又见黄门官奏道：“御弟法师朝门外候旨。”随即宣上宝殿道：“御弟，今日是出行吉日。这是通关文牒。朕又有一个紫金钵盂，送你途中化斋而用。再选两个长行的从者，又良马一匹，送为远行脚力。你可就此行程。”玄奘大喜，即便谢了恩，领了物事，更无留滞之意。唐王排驾，与多官同送至关外，只见那洪福寺僧与诸徒将玄奘的冬夏衣服，俱送在关外相等。唐王见了，先教收拾行囊马匹，然后着官人执壶酌酒。太宗举爵，又问曰：“御弟雅号甚称？”玄奘道：“贫僧出家人，未敢称号。”太宗道：“当时菩萨说，西天有经三藏。御弟可指经取号，号作三藏何如？”玄奘又谢恩，接了御酒道：“陛下，酒乃僧家头一戒，贫僧自为人，不会饮酒。”太宗道：“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素酒，只饮此一杯，以尽朕奉饯之意。”三藏不敢不受。接了酒，方待要饮，只见太宗低头，将御指拾一撮尘土，弹入酒中。三藏不解其意，太宗笑道：“御弟呵，这一去，到西天，几时可回？”三藏道：“只在三年，径回上国。”太宗道：“日久年深，山遥路远，御弟可进此酒：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三藏方悟捻土之意，复谢恩饮尽，辞谢出关而去。唐王驾回。
果然是法相庄严，仪式隆重！
只是，这些都是吴承恩老夫子虚构出来的。事实的真相远非如此。
玄奘，俗名陈缑，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人。祖父陈康做过北齐的国子博士，父亲陈惠一生不愿做官，遂隐居起来，专心于个人素养的修炼，期间他博览群书，为一时名士。陈缑上面还有三位哥哥，其中二哥陈素早年出家为僧，法号长捷，擅长讲经说法，致力于佛学研究。
在父兄身体力行的影响下，陈缑幼年时即喜好读书论经，为自己在日后的佛学界中的一步步成长夯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人总是要吃饭的。陈缑无论对学问多么专注，也要首先解决肚子问题。但是陈家素来淡泊名利，家资贫乏，一旦年成不好，生计就会受到影响。于是做哥哥的长捷法师便把这位颇有慧根的弟弟接到了自己身边——洛阳的净土寺。
吃饭问题有了着落，陈缑便又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来尽情读书了。只不过，身在寺院，手头不太会有四书五经、仁义道德之类的俗家书籍，最多的，就是佛经。
我一直认为，环境是影响一个人成长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孟母三迁也是因为考虑到环境对儿童成长的影响。所以，不论长捷法师是否有心让弟弟和自己一样出家为僧，他提供的环境都直接决定了陈缑最终选择走上比丘之路。
陈缑同学在天真无邪的儿童时期便开始接触佛经，在净土寺期间更是饱受佛学的熏陶和感染，加之小孩子心中本就没有太多俗世观念，也没有感受过纷繁尘世的诸多诱惑，所以很快地，对佛祖的敬仰就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可收拾，不入佛门不足以了却心中的夙愿。
隋炀帝杨广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十三岁的陈炜正式出家为僧。本就天赋异禀的他先后师从多位高僧大德，遍游洛阳、长安、成都、扬州等地，与各地僧众讨论切磋，眼界越发开阔。
作为学生，玄奘无疑是优秀且出类拔萃的。但是，随着眼界的开阔与学识的丰富，玄奘反而越发觉得糊涂了。
南北朝时期，佛教大盛，寺院遍天下，和尚尼姑数不胜数。但当时人出家的动机可远没有玄奘那么单纯，多半是为了逃避兵灾、服役和饥荒而来。总之一句话，出家在当时是个混饭吃的行当。俗话说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可当时不止小和尚，恐怕不少老和尚、不老不小中和尚也是有口无心。反正念的是梵语，一般施主恐怕是听不懂的！
有口无心是不敬业的表现，用施主的香火钱放高利贷那可就是不道德的行为了。可令人惊叹的是，当时无数的寺院都在从事着合法融资（接受布施和香火钱）非法运作（放高利贷）这一行当。试想一想，身披袈裟、口念佛经的和尚们一脸庄重地打着佛祖的名号向穷苦百姓做着黄世仁所做的事情，对宗教是多大的讽刺！
专业由修行变成了吸血鬼似的敛财，整体的佛学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虽然仍有部分僧人在坚持独善其身的钻研，但是佛教自东汉年间传入中原后不断本土化，对于同一段佛经师傅们可能都会有着自己的认识。他们对佛经的阐述自成一派，各派观点常常互相冲突，使人莫衷一是。
玄奘发现，自己不断汲取的知识，经常在脑海中相互碰撞，各种观念像人一样，开始还是比较温和的讨论，后来就是拍桌子吵架，最后居然发展到大打出手。无奈彼此实力旗鼓相当，没有哪派理论能够彻底压倒其他派系取得统治地位，最后只好和谈后继续共存下去。
不同的观念可以在思想中共存，但是玄奘不干了：“你们必须决定出一个正主来，否则贫僧的人生岂不都没有了方向？”
于是又是开会讨论——拍桌子——打——和谈——继续开会。
看样子指望自己解决是不可能了，玄奘决定继续到佛教经典中去寻找答案。
不看不知道，佛法真奇妙。看了才知道，自己原来是个大傻冒！
玄奘的希望再一次被无情的事实所击破：佛经自己和自己打架，语焉不详不说，互相矛盾的地方也不在少数。
佛经本是外国来，译者各人有偏爱。若问佛祖是何意，还需梵文才明白。
中国的佛经，大多是历代佛学人士从梵文原著中翻译而来。翻译本身就是二次创作的过程，难免会带上译者自己的许多观念，进而使文字的意义表述发生偏移，经由一代代地流传下来，偏差难免加大。等到玄奘去查阅时，记载中的谬误之处更是不断显现，搞得玄奘是云里雾里，不明就里。
于是，玄奘作出了一个惊世的决定——前往佛教的发源地天竺，研读原汁原味的佛经，去除心魔，以正本身。
这个志向很好，很远大，可惜不现实。
从洛阳，去往天竺，要通过河西走廊，经过西域，跨过帕米尔高原，穿过阿富汗，没有一个地方是坦途大道，就凭他一个普通的文弱和尚，啧啧啧，更是难上加难。
即使玄奘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突破自然界的一切困难，他的取经之路依然还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能否获得政府的通关文书？
当时唐和东突厥正处于紧张的战争状态，河西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