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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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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进入了他的视野。

朱元璋原本是心胸狭窄之人,臣下之一举一动,悉加注意,经常对臣下的举止表示不满,说:“此等愚夫,不学无术,勇而无礼,或闲中侍坐,或饮宴之间,将以朕为无知,巧言肆侮,凡所动作,悉无臣礼。”在他“危机放大”的军人心理形成的放大镜下,他们日常表现中的小小不谨不敬,都被放大成了叛逆的苗头,他原来的朋友一个一个在他的视野里变成了对手,所以他才举起了屠杀功臣的屠刀。

战争思维的第二个特点是追求实用性。战争以实用为目的,军事思维是非常功利化的思维,本能地要求思维方式简明、捷近、实用。朱元璋一生不尚形式,只求实用。朱元璋在建国后的政治斗争中擅长不受形式的约束,“草鞋无样,边打边像”,各种下作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创造了大村庄式的治国方法,虽然不美观,但是却非常实用。

除了自己一家一姓的私利外,朱元璋对什么东西都没有真正的信仰。

长期的谋略思维习惯,一而再、再而三地从权谋中得到好处,使他形成了权谋化的思维习惯。所以,朱元璋的治国方法是无巧不取,无利不谋,无所不为。他竭尽全力维护三纲五常,推崇儒家正统。然而,因为孟子说过民贵君轻,有违他唯我独尊的心态,就居然敢删节《孟子》。

他不信迷信,但为了蒙骗百姓,就以神道设教,甚至装神弄鬼,用迷信来骇人。

他战时喜欢读《孙子兵法》等兵书,对权术运用精熟。战后却对兵书中的机谋权变之术一概斥为卑下之识,反对人们去研究它。他说:“用仁者无敌,恃术者必亡。”

他远交近攻,对外宽容,对内残忍。对他统治力所不及的少数民族、边疆国家,他一副和善面孔,厚往薄来,大方之至,并且列出周围的不征之国,要求子孙和他们建立长期友好的关系。然而,对于他鞭子所及的臣民百姓,他凶暴残忍,苛刻无情,为了一姓之私,妄图永世囚禁万民,成为他的家奴。

战争中的一些具体手段也保留下来,成为他的治国方法。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善使用特务的将领之一。

他对驾驭特务很有经验,早在江西之时,他派卫士何必聚到袁州侦察敌情,何必聚回来向他汇报后,他不相信:“汝到袁州有何为记?”何答“平章门有二石狮,吾断其尾尖”。后来攻占袁州后,他还专门检查此事,检查属实后才放心。史料提供的情况表明,朱元璋的特务侦察手段是相当有效的。正是这些侦察活动所得到的材料,为他的正确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建国后,他在政治生活中一样大用特务,监视全国人民的一举一动,并且明目张胆,毫无顾忌。他在中国历史上首创公开的特务机关“锦衣卫”,豢养大批特务,称为“检校”,四处侦察大臣们的活动,专门从事镇压“不轨妖言”的勾当。“检校”专门告人阴私,人人惧怕,他却十分欣赏,说“有此数人,譬如恶犬,人则怕”(《国初事迹》)。

这些人无事不查,无事不报,社会的每个层面都在他们的侦察范围内。

南京各部的小吏原来都载漆巾,门口挂牌额,“检校”发现礼部小吏有人白天睡觉,兵部门口不设巡警,就把睡觉者的头巾和兵部门牌偷走,报告给朱元璋。朱元璋因此规定,礼部小吏从此不许戴漆巾,兵部不许挂牌额,以为惩戒,从此成了明朝定制。他还特别喜欢侦察别人的私生活,怕别人在背后议论自己。老儒钱宰嫌政务太烦,作诗说:“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特务侦知报告。

第二天,朱元璋在朝廷上召见钱宰,说:“昨日好诗,然何尝嫌汝,何不用忧字?”遂遣钱宰回籍,说:“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

战争时从纪律中得到的甜头使朱元璋对纪律达到了迷信的程度。从严治军,是他的一贯作风。建国之后,这一作风依然延续。他对那些劳苦功高的大臣,也一样说杀就杀,说打就打,廷杖制度即由此而来。对任何违反他制定的法规纪律的人,他一律毫不手软,绝不放过。驸马都尉欧阳伦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夫婿,他不顾朝廷禁令,多次派家奴去陕西偷运私茶出边境贩卖。朱元璋毫不手软,得知之后立命抓来赐死。

对至亲之人如此严苛,对待百姓就可想而知了。他说:“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朱元璋在建国后的治国方针就是严刑峻法,靠杀人来震慑万民。他颁布的法令,连篇累牍,林林总总,无所不包,对帝国生活的方方面面规定得无微不至。稍有违反,则治以非人之刑。在他的治下,贪污六十两,即被剥皮处死。犯了出行不带“通行证”,在家“不务正业”,遇到不法之事没有及时举报等小过,朱元璋的惩治措施动不动就是“全家迁居化外”、“枭首示众”、“断手”、“断足”……翻开他的《大诰》,随处可以看到朱元璋亲手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大案。

甚至,为了地方上一个皂隶①的逃亡,就屠杀抄没了几百家。朱元璋自己描述这个惨绝人寰的案子说:“民之顽者,莫甚于溧阳、广德、建平、宜兴、安吉、长兴、归安、德清、崇德蒋士鲁等三百七户……将豪民赵真胜奴并二百余家尽行抄没,持杖者尽皆诛戮。沿途节次递送者一百七十户,尽行枭令,抄没其家。”

①皂隶:古代衙门里的差役。皂,玄色,黑色;差役常穿黑色衣服。

第六章 巩固政权:打造农民乌托邦

第一节 四十岁登基

吴元年七月(公元1367年),最后一个劲敌张士诚败局已定。天下大势已定,大臣们都盼他早日称帝。李善长率大臣劝进,朱元璋却示意大家再等一等。朱元璋从来都是领袖集团中最稳重的一个,善于把轻重缓急把握到效率最佳的分寸。虽然前面已经没有大的困难,但战事方殷,还是先集中精力打仗为好。他这样教训群臣:“若天命在我,何必汲汲惶惶?”

直到这一年十二月,南方全部平定,北伐大军也势如破竹,再无任何意外了,他才定下心来搞登基大典。古礼三推三让,他不耐烦搞那套劳什子,只一让便答应了。

没做过皇帝的人想象不到登上那个龙椅前要经过多少繁文缛节。祭天、祭地、祭星辰、社稷、太岁、岳、镇、海、渎、山川甚至还有城隍。饮福、受胙(zuò,祭祀用的肉)、送神,林林总总。在这些令人疲惫的环节中,有一个典礼让朱元璋真的动了感情,那就是追尊祖先为皇帝皇后。父亲朱五四被尊为仁祖纯皇帝,母亲陈二娘被尊为纯皇后。

四十岁的朱元璋身穿绘有日月山龙等图案的衮服,戴上平天冠,跪在祖先牌位前读罢册文,略一闭目,父母的面孔又浮现在眼前。他们那菜色的脸与龙袍和皇冠是那么不协调。起兵以来,权力越来越大,事情越来越多,他很少有暇想起往事。只有这一刻,他才猛然一惊,清晰地看到自己是从何等低微的位置爬上来的。一时间,家中那个四处漏风的茅草屋里的一切又清晰地出现在脑海。这期间的落差让他突然感觉有些眩晕。

他定一定神,心里默默地说:“爸、妈,不光你们想不到,儿子自己也没想到能有今天。”

第二节 咱农民自己的皇帝

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是朱元璋何时背叛了农民,成为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言人。

太祖皇帝地下有知,一定会龙颜大怒。

中国历史上另一位农民皇帝刘邦本质上是一个流氓而非农民。在这个意义上,朱元璋可以被称为中国史上唯一的“农民帝王”。他终生保持着农民趣味、农民气派、农民作风。朱元璋终生关心农民,理解农民,同情农民。

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历史上,他是唯一没有背叛“农民理想”的起义领袖,终其一生,朱元璋都在为实现农民乌托邦而艰苦奋斗。从这一点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咱农民自己的皇帝”。

在三十一年皇帝生涯中,朱元璋从来不讳言自己的出身。在诏书中,他屡屡说自己是“农夫”:

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

朕本农夫,深知稼穑艰难。

他多次对大臣们讲述农民的生活是多么的艰苦,教育他们要关心、爱护农民:

士农工商,四种职业之中,最劳苦的是农民。他们终年辛勤劳动,很少得到休息。风调雨顺之年,数口之家犹可足食,不幸水旱,年谷不登,则举家饥困……夫农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终岁勤劳,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至于饥寒……若复加之横敛,则民不胜其苦矣。

正如邹潘在《天潢玉牒》中所说的那样,朱元璋一生“诚心爱民,尤其同情贫弱之人,一说起稼穑之艰苦,每每为之涕泣;他对于富豪大户兼并他人土地,贪官污吏榨取百姓钱财,深恶疾之,犯者必置诸法”。在历史上,像他这样对农民和地主爱憎分明的皇帝,绝无仅有。

当然,朱元璋对农民的关心当然不仅仅体现在语言中。在他的帝国蓝图中,“农民理想”是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在他治国举措的方方面面,无不体现着对农民利益的根本关切。

第三节 农民的四大理想

为了判断朱元璋到底有没有背叛农民阶级,我们必须首先判明什么是农民阶级的社会理想。

我们不能想象,那些追随朱元璋起义的农民们怀抱着革命理想。作为自然经济时代的小农,他们的梦想不可能“超越历史阶段”,不可能超越农民们既渴望平等,又迷信权威的矛盾心理。归结几千年来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们的社会理想,无非以下几点:

第一,在他们的理想社会里,必须有一个严厉、公正、说一不二的明君,高高在上,杀伐决断,慷慨地向农民身上泼洒阳光雨露。这个明君应该强大威严,洞察一切,任用忠臣,摒弃奸佞,像父亲一样赐予他们纪律与安宁。这个明君又应该仁慈无比,轻徭薄赋,像母亲一样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在灾害年份及时救济他们。

第二,这个社会应该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平均”是农民们最大的理想,也是历次大型起义的口号。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农民们懦弱、自私又善良。他们受够了别人的欺凌,最知道受人欺负的滋味,因此,每个人的土地和财富大体平均,谁也不必遭受嫉妒心的折磨,就成了他们千百年来的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在孔夫子那里,这个农民理想就被文绉绉描述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句话的最佳白话文解释应该是“我不怕日子穷,就怕别人不和我一样穷。我不怕东西少,就怕别人比我多”。

第三,作为平均主义的补充,这个社会又应该等级鲜明。天在上,地在下,父为尊,子为卑。“权威主义”的人格结构决定了农民们强烈渴望等级明确、秩序井然的稳固不变的社会。农民们的“平均主义”是小农内部的平均主义,他们从来没有期望过全社会所有成员一律平等,那样“长幼不分、尊卑不明”的自由竞争的社会状态是他们所不敢想象的,他们认为那一定会带来混乱。他们绝对赞成一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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