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帝国-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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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847年在阿尔泰山，他在某种未弄清楚原委的行动中被杀。
　　　　〔128〕参看巴托尔德在《百科全书》中的“Beshbalik”条，746页。
　　　　〔129〕甘州回鹘诸王自称可汗（沙畹和伯希和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179页）。
　　　　〔130〕由于敦煌千佛洞中的许多佛教题材的群画中提到甘州回鹘的“天可汗”，这一点似乎更加得到证实。沙畹和伯希和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页203。
　　　　〔131〕参看巴托尔德在《百科全书》中的“Türks”条目，952页。拔悉密部，在回鹘人来到之前，在7世纪分布在古城地区（原别失八里），他们除了说突厥语外，还说他们自己特有的语言。
　　　　〔132〕例如我们可以提到《玄奘传》的回鹘译本，时间是10世纪25—50年，最近由哥本夫人译成法文，收载入《回鹘译文》中。
　　　　〔133〕参看巴托尔德在《百科全书》中的“Toghuzghuz”条目，848页。和“Türks”条目，949页。还有沙畹摘录的汉文史料，在强调处月与沙陀的密切关系时，他提到了两者的区别，即7世纪时，沙陀在巴里坤湖以东游牧，处月在该湖以西。
　　　　〔134〕巴托尔德在《百科全书》中的“Toghuzghuz”和“Türks”条目，848和948页。参看米诺尔斯基的《世界境域志》，266页。沙畹认为沙陀属西突厥种，特别是来自7—8世纪在古城和巴里坤之间作季节性迁徙的突厥部落处月，参看《史料》96页。
　　　　〔135〕关于契丹，参看冯·加布伦茨的《大辽国史》（圣·彼得堡，1877年）。布列什奈德的《中世纪研究》（伦敦，1888年）I，209。沙畹的《中国旅行家游契丹女真记》（载《亚洲杂志》I，1897年，5—6月刊，377）。缪勒《通报》，1922年，页105。在蒙古语中契丹的单数是Kitan，复数是Kitat。
　　　　〔136〕伯希和《库曼考》（载《亚洲杂志》页146—147）。拉施特记述：“契丹语与蒙古语的关系密切。”参看W。巴鲁克的《西夏和契丹的语言与文字》载沙尔莫尼的《卢芹斋收藏的中国—西伯利亚艺术品》（巴黎，1933年）24页。以及W。科特威兹《契丹及其文字》（Lwow，1925年）248页。老莫斯特尔特认为契丹是蒙古字Khitai的复数（《鄂尔多斯志》载《北京辅仁大学学刊》第9期，1934年，40页）。
　　　　〔137〕沙畹《中国旅行家游契丹女真记》（载《亚洲杂志》I，1897年，382）。布列什奈德《中世纪研究》I，265。
　　　　〔138〕回鹘对契丹的文化影响显然很大。两件契丹文手稿之一，好像是来自回鹘文，另一件是来自中文。马迦特的著作（Guu'ainis　Bericht　über　die　Bekchrunq　der　Uiguren），500—501页。沙畹和伯希和《摩尼教流行中国考》页377。
　　　　〔139〕汉名为述律氏。
　　　　〔140〕维格的著作（Texts　historiques）II，1537—1538。
　　　　〔141〕缪勒《巴林的辽代古城》（载《通报》，1922年，105页）。从1044年起，大同成为西部都城，即西京。
　　　　〔142〕“歧沟位于涿州西南30里处。唐末，在此设关。据胡三省，该关在拒马河北，拒马河源于涞源县，从易州偏南处流过。”（据德罗图记述）
　　　　〔143〕德罗图指出，梅拉和考狄尔所认定的shenchow所在地是相当混乱的。梅拉（VIII，147）说契丹在澶渊以北扎营。德罗图认为梅拉把shenyüan误读成Tanyüan，shenyüan是宋朝时shenchow的另一名。考狄尔把shenchow看成是与梅拉的Tanyüan不同的另一个城市，使该问题更加混乱，他认为“契丹扎营于Tanyüan或Taichow（今开州）以北，在chenchow周围。”（参看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a巴黎，1777—1785，II，87）。　　　　事实上，现在谈论的是一个城市，正像德罗图更正梅拉和考狄尔的那样，宋代称为澶州、澶渊或chenchow的城市，在17、18、19世纪时称开州，中华民国时称濮阳县。
　　　　〔144〕参看沙畹《中国旅行家游契丹女真记》页414。布列什奈德《中世纪研究》I，209。赫尔曼《中国地图集》43、44页。
　　　　〔145〕马迦特的著作（Osttürkische　Dialektstudien）54页。巴托尔德《百科全书》“Qara…Khitai”条目，782页。《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279页。
　　　　〔146〕伯希和《科兹洛夫使团所获汉文文书》（载《亚洲杂志》1914，5—6月，页503和《通报》1925年，6，399页）。伊瓦诺夫的文章（Les　monuments　de　I'ecriture　tangout）（《亚洲杂志》I，1920年，107）。巴鲁克《西夏和契丹的文字与语言》（中国—西伯利亚艺术）。关于西夏艺术，看A。伯恩哈蒂的文章（Buddhist。　Bilder　der　Glanzzeit　der　Tanguten）（《东亚杂志》，1917年10月）。
　　　　〔147〕巴托尔德《百科全书》“Qara　khitai”782页。
　　　　〔148〕伯希和和L。凯尔的《辽道宗墓和契丹文字碑铭》（载《通报》1923年，10月，292页）。W。科特威兹《契丹及其文字》（载《东方学年报》1925年，页248）。
　　　　〔149〕伯希和认为“Djürtchat”是女真的最初形式。参看《通报》（1930）297—336页；“事实上，Joutchen（Ju…chen）是Djürtchat的讹用形式。”
　　　　〔150〕参看沙畹《中国旅行家游契丹女真记》（载《亚洲杂志》I，1897年，378）。维格的著作（Texts　historiques）II，1621年。
　　　　〔151〕来自王室的完颜一名可能只是汉文“王”字的通古斯语译音，意思是“王”或“王公”。参看伯希和《中亚几个词名考》（载《亚洲杂志》1913年页467）。
　　　　〔152〕伯希和《通报》1922年5—6月刊，223页。哈勒兹《满文“金史”》1887年。
　　　　〔153〕这次战争的一个枝节与基督教史有关。金人在入侵过程中俘虏了汪古部的一些成员，（该部落后来定居在山西北部的托克托地区，但是，部落中的许多氏族朝甘肃南部的临洮方向迁徙）。金人把这些俘虏流放到满洲南部地区。这些汪古特人是景教徒，由于吴乞买王的预见和对他们的一个偶像作出了解释，遂使他们获得了自由，金人重新把他们安置在黄河以北的青州。伯希和《中亚远东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年，630页）。
　　　　〔154〕参看巴托尔德《突厥斯坦》381页。伯希和《亚洲杂志》1920年，146页。
　　　　〔155〕伯希和的《萨满教》（载《亚洲杂志》1913年，3—4月刊，468页）。W。格律伯的文章（Note　préliminaire　sur　la　Langue　et　L'écriture　des　Jou…tchen）（载《通报》1894年，334页）。


第一节　10世纪抵御突厥势力的伊朗屏障：萨曼王朝
　　上文已经提到，在751年的怛逻斯之战以后，阿拉伯人对河中统治的巩固在一个世纪之后已经使伊朗民族受益。把突厥（当时还是非伊斯兰教徒）和中国这双重的危险从河中地区驱逐之后，阿拉伯总督认为他们是在哈里发的名义下，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工作。但是，在9世纪50—75年中，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权力从阿拉伯征服者手中转移到了本地伊朗人，即历史上古粟特人的后裔手中。这个纯伊朗人的萨曼王朝（源于巴尔赫附近的萨曼的一个统治家族）从875年到999年间以布哈拉为首都成了河中地区的主人。权力转移的产生不是经过革命或暴力，而正是发生在穆斯林社会内部，在正式受尊重的哈里发机构内。萨曼王朝满足于谦逊的埃米尔〔1〕称号，并且假装只是充当巴格达哈里发的代表而已。事实上，一切事情的进展就好像他们是完全独立的，他们的主张使人联想起古波斯王巴赫尔·楚宾，表明在极端正统的伊斯兰教外壳下，实现伊朗民族国家复辟的真正特征。〔2〕
　　萨曼王朝的伟大时期始于纳斯尔·伊本·阿赫穆德时期，他在874至875年间从哈里发穆塔米德那里得到河中作为他的封邑，以撒马尔罕为其驻地。〔3〕同年，纳斯尔任命其兄弟伊斯迈尔为布哈拉的瓦利，或称总督。然而，两兄弟之间不久发生了冲突（885，886年），这是河中地区诸王朝内普遍存在的一种不良倾向。892年纳斯尔去世后，伊斯迈尔成了河中惟一的君主，从此，他的王室驻地布哈拉成了萨曼王朝都城。
　　伊斯迈尔（伊斯迈尔·伊本·阿赫默德，892—907年在位）是一位伟大的君主。他的军队于900年春在巴尔赫附近打败并俘虏了〔4〕萨法尔王朝的统治者，呼罗珊君主阿马尔·伊本·埃…勒斯。由于这次胜利，他的伊朗国土扩大了一倍，并乘胜吞并了呼罗珊。902年，他从另一王室手中夺取了包括剌夷（今德黑兰）和加兹温在内的塔巴里斯坦。在东北部，伊斯迈尔从893年起已经对怛逻斯突厥地区发动过一场战争。当他一占领该城（怛逻斯，或奥李…阿塔），就把建在当地的基督教（可能是聂思托里安教）教堂变成一座清真寺〔5〕。这位伊朗王子从深入突厥草原的这次远征中返回来时，携带着从游牧民抢夺来的大批战利品：马、羊和骆驼。伊斯迈尔在对游牧民的行动中，又回到了古代萨珊国王们在阿姆河北岸所遵循的防御性反击的政策上，注意到这点是很有趣的。对锡尔河（药杀水）的关注（古伊朗君主们“对莱茵河的关注”）现在又蒙上了一层神圣的色彩：波斯人对突厥世界（无论是不信教者或是聂思托里安教徒）的伊斯兰教战争。当边境地区的这些突厥游牧部落皈依伊斯兰教时，这种形势变得缓和了。萨曼王朝曾经为这种宗教信仰的改变而热情地奋斗过，这一转变将是对促进转变者的一种报应，因为它使穆斯林社会的大门向突厥人敞开了，而且在不止一位的突厥首领的头脑中，这是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的惟一目的。
　　从疆域的角度来看，在纳斯尔二世（伊本·阿赫默德，914—943年在位）统治时期萨曼王朝达到了鼎盛。北方的塔什干（柘析城），东北方的费尔干纳，西南方的剌夷（剌夷直到928年才归萨曼王朝），都成为萨曼王朝国家的组成部分，王朝的实际影响远至喀什噶尔。但是，纳斯尔转而信奉伊斯兰教十叶派引起了导致他退位的严重骚乱。当时河中地区的伊朗人已经是狂热的逊尼派教徒，并抱有要利用宗教上的差别以加深他们与真正波斯人之间的区别的倾向。〔6〕
　　努赫一世（943—954年在位）的统治时期是萨曼王朝衰落的开始。伊朗军事贵族挑起了连续不断的反叛。在西南方，萨曼王朝开始敌视另一个伊朗人的王朝，即统治着波斯西部的布威朝。两王朝之间的冲突因宗教上的分歧而加剧，萨曼王朝信奉逊尼派，布威王朝信奉十叶派，冲突是以宗教为借口，目的是要占领多次易手的剌夷城。这是令人厌倦的战争，除了考虑到它危险地削弱了萨曼王朝抵御突厥世界的力量外，这些战争仅仅影响到伊朗内部的历史。然而，在当时，许多突厥人集体皈依了伊斯兰教，使这些改变信仰的突厥人取得了河中公社成员的权利（他们是以河中雇佣军的身份而得到承认的），因此，伊朗各重镇的钥匙转到了突厥人手中。
　　未来的伽色尼王朝就属于这种情况。在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