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之雪耻-第2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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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至月，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日本侵略军慑于山东抗日力量的发展，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惨无人道的治安强化”运动，使根据地遭到严重的分割、封锁和破坏。在极端困难的形势下，山东分局依靠并率领根据地人民，发扬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革命实行减租减息兵简政、厉行节约的正确政策，进行分散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采取“翻边战术”，针锋相对地反击了敌人的封锁、“蚕食

正当山东军民同日伪顽的斗争处于极端艰难的境地，山东分局领导对一些重大问题急需统一思想的时刻，党中央于月派**来山东指导工作。**对山东几年来的工作作出了正确评价，尖锐地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明确了今后的斗争方针，统一了领导成员的思想，对扭转山东工作的被动局面起了决定性作用。随后，**山东分局发布了减租减息、租佃借贷等条例，进行了减租减息试点，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内以放手发动群众为中心，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进一步加强了建党、建政、建军、建立人民武装和抗日群众团体的工作，使山东的工作建立在扎实的群众基础上，使山东抗日根据地在同日伪顽的斗争中获得很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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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一十七章：锄奸（二）

第三百一十七章

韩云华的革命决心已经完全经受得住党中央的考验，作为一个对党和国家极为忠诚的民主战士，韩云华对于敌人的恨和对党的爱是同样深的。随时情报人员将新民会的作案记录以及一些民愤较大的事情逐渐上报到师部，韩云华心中的怒火也是愈演愈烈。

看着情报人员送来的这些文件，韩云华知道自己不能再这样无动于衷了。新民会这个毒瘤已经根深蒂固，暂时向阳完全清除已经是不可能了，对付像新民会这样的组织只能采取逐步蚕食的方法，否则的的话只能使得自己更加的被动。

现在新民会在聊城的势力并不大，尽管加入的乡绅市民着实不少，就连一些很有民望的大商会也是新民会的会员，但是新民会的武装力量却极其弱不用说是教导师的正规部队了，就算是山东地区任意的一支游击队都能将他们统统消灭，而自身的伤亡却不会太大。

韩云华经过侦查得知，新民会控制的那些武装力量尽管人数颇为不少，但是质量确实是有待提高。人员庞杂不说，就连正规部队的编制番号都没有。要说伪军是日军中的杂牌兵，那么新民会控制的那些武装力量就是杂牌中的杂牌，武器装备虽然不算差，由于经济实力比较强，所以新民会控制的武装力量的武器装备都普遍比伪军要好上不少，甚至连一些二流的的日军都比不上他们。但是要说是兵员素质和战斗意志那就差了不是一星半点，新民会里面的人除了部分乡绅外，剩下的都是大地主大商人以及一部分伪政府的高级官员。这样的人心里都是想着怎样集权，怎样为自己牟利，怎样为自己的家族在这个在痛苦中挣扎，在同胞们的呻吟中掠夺利益。

韩云华深知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劣根，在很大一部分中国人当中，国家的利益永远都比不上他自己或者他们一个家族的利益，也正是由于有这么一部分人的存在，中国的革命才会走了那么多的弯路。无论是大清朝晚期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辛亥革命以及后来的第一次国内革命，其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被一小部分人攫取了革命的果实，而攫取了革命的胜利果实的那一部分人都是一个个脑满肠肥的家伙，革命来革命去到最后也只是使得中国进行了长达百年的巨大耻辱抗争。现在就连区区东洋倭寇也敢前来缕一缕中国的虎须，中国的抗争固然会极其艰难的，但是中国人的抗争意识却不会停止。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绝不会成为区区东洋倭寇的中国。

锄奸是一个大事，决不允许有人和疏忽大意，韩云华在塞北的时候就没少干这种严惩汉奸伪军的事情。现在到了山东鬼子的气焰越来越嚣张了，塞北地区虽然是中国沦陷的最早的地区之一，但是由于有一些比较爱国的门g古王公贵族的存在，所以当地的伪军汉奸虽然也有，但是数量却并不算太多，而且卖国的也不像山东地区的那些狗娘养的汉奸那样彻底。所以韩云华认为有必要对新民会的那些家伙进行一次比较彻底的大清洗，只有这样才能在国内形成一种全国性的抗日共识。

其实山东地区的锄奸的事情韩云华还是很清楚的，历史上陈光以及罗荣桓等老一辈革命家也没少在这一方面花心思的危害已经深入到了山东地区的骨子里了，绝大多数的山东人都清楚统治他们的是日本人，掠夺他们的却是那些汉奸伪军。山东的汉奸之多，势力之大远远超出了韩云华的想象。怪不得原来的罗荣桓等人还多次组成锄队在各地铲除卖国汉偷袭暗杀等手段更是层出不穷。

其实不只是**八路军方面重视锄奸工作，国民党方面也是对这一事件给予了高度关注。历史上国民党军统等特务部门负责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锄以及查处国民党内部的有些问题，所以当时的军统局负责人戴笠也被人称之为号称“蒋介石的佩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人物”。

不仅是正统的国民党比较重视锄就连像东北军、晋绥军等部都比较重视这件事情。曾经在山东地区就发生过震惊国共双方的“九二二锄事件，说起这件事情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常恩多。

常恩多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人物，他是东北军出身，更是东北军中的中将师长。同时他也是国民党部队中的常胜将军，但是最主要的他还是**党员，是中国**策反得国民党部队中官职比较高的一些重要人物。常恩多，字获三，辽宁海城人，自幼丧亲，家庭贫苦，卒业于海城师范年投笔从戎，去黑龙江参加了奉军。第四期，毕业后历任排、连、营长等职。第一一一师师长年在王曲军官团受训，参加抗日同志会，向**秘密党员提出，要求会见**领导人。经**东北军工委会安排，叶剑英秘密接见了他，畅谈到深夜。西安事变期间，常恩多率部驻守渭河北岸，击溃数倍于己的国民党中央军月，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扣押。卢沟桥事变之后，常恩多率百十一师开赴江苏，转战在华东战场。临行前，他鼓励幼子常克到陕北当红军，并对副官刘唱凯说：“延安固然艰苦，但窑洞里集中的都是中华民族的到江苏后任戒严司令，鸡励将士在100公里的江岸上布防，时刻准备打击来犯之敌。而当时的中**队可以说在日军的军威下已经出现了大溃败，再加上日军急于攻下中国的首都南京，所以常恩多这个时候还敢率领部队上去，足见其是一个真正的爱国将军。10月常恩多奉命撤离南通。此后率部参加了扬州保卫战、台儿庄会战、盐城和阜宁阻击战以及徐州攻击战等，在常恩多的指挥下，将士艰苦奋战，卓立战功，被誉为“常胜军”。

在扬州战役中，他临危不惧，率军坚守阵地，与国民党的逃跑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给日本侵略军以重创：在配合台儿庄大战时，他领兵攻克阜宁，将日军丘山旅团大部歼灭，使日军东线增援台儿庄的企图未能得逞。在徐州战役中，国民党的六、七师面对敌军畏缩不前，常恩多不避艰险，不怕牺牲，率百十一师主动地向日军发起冲锋。歼灭了大批敌人。一一一师在常恩多的指挥下，克敌制胜，声威大震。在山东、江苏一带深受广大受**民的欢迎。人们称赞常恩多为“常胜将军”。

１９３８年冬，周恩来派人秘密指示常恩多：“要争取有利时机，帮助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一个月后，常恩多率师部直属部队和六六二团，从苏北沐阳出发，开赴鲁南。时值国共合作的高在东北军中可以公开阅读**的《大众日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书刊。在一一一师，常恩多是读的最用功的一个。这使他加入**的愿意望更加迫切。不久，经**山东分局批准，秘密接收常恩多为中国**员。从此，常恩多以一个中国**员的身份，机智、勇敢地战斗在国民党军队的内部。

1939年初常恩多率师部机关、直属队和六六二团开赴山东莒县大于庄一带驻防。他提出“团结友军，亲如兄弟”的口号，和八路军互通情报，互相支持，共同打击日伪军。曾指挥部队攻克枳沟伪军据点，又消灭孟疃据点出扰的一股日军，将缴获的武器送给八路军。**接收他加入中国**，为特别党员。入夏，常恩多率六六二团和师部直属队进行反他巧妙运用游击战术，连续同日伪军进行了杨家庄、上河、九里坡等大小几十次战斗，皆取得胜利。同年冬，又在十字路附近的王家庄子将日军一部包围，在八路军配合下，歼敌200余人，《大众日报》发表文章称此战斗是”国共两军配合作战的典范”。

说起常恩多就不得不说一说他率领的这支英雄的部队——第一一一师，第一一一师作为东北军番号始于第五十一军，首任师长为董英斌。自第五十七军，师长常恩多。西安事变后，东北军东移苏皖，第一一一师隶属缪澂流任军长的第五十七军，师长仍为常恩多，辖第一一一师先后参加了长江沿岸对日军防御作战、台儿庄大战、徐州会战等。徐州会战后，第一一一师滞留苏皖地区，侧击、袭扰日军，配合武汉作战。鲁苏战区成立后，隶属鲁苏战区年初转入鲁南地区对日作战。

1938年底，驻守鲁南的石友三部调赴冀南，鲁南防务空虚，国民党军政部下令第五十七军开赴山东填防，军长缪澂流留恋富饶的两淮地区，不愿北调，便令常部移防入鲁月，常恩多率部开进鲁东南，师部驻莒县南大于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赶来相会，怂恿常恩多消灭杂牌军进行**。常恩多不仅严词拒绝了沈鸿烈的无理要求，而且提出“团结友军，亲如兄弟”的口号，鼓励全师官兵与八路军密切往来，增强友谊，并在给养、枪械等方面给八路军、游击队以支持，颇为沈鸿烈衔恨。3月，常部出战诸城伪军张步云部，击溃其一个旅，声誉大震。

抗战的实践，使常恩多认识到中国**是真正坚决抗日、为国为民的政党，他要求加入**的愿望再也难以扼制。一天，他十分恳切地向自己的秘书王维平倾诉了久藏心底的夙愿，并说他的儿子常克已在革命根据地加入了**，自己要紧步直追，做时代的先锋山东分局派郭子化秘密发展常恩多为**特别党员。常恩多之所以要参加中国**，除了一方面和他的生活经历有关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他在东北军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有关九一八事变后，常恩多目睹国破家亡东北人民颠沛流漓的惨景。他向全团官兵讲话时，声泪俱下说：“我们是东北父老用血汗和生命武装起来的队伍，我们要用血和生命把鬼子赶出我们的家门，这是我们的天职！”表示“要誓死保卫东北国土”。东北军进关之后，他对蒋介石卫之流的卖国行径非常气愤，暗中抵制他们的反动政策年奉命随东北军到鄂豫皖地区”进剿”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曾同东北军总部《军事周刊》记者、**地下党员王再天同吟曹植《七步诗》，抒发中的愤懑。有一次，在湖北黄安县“围剿”红军时，他巧妙、机智地命令所属部队放弃进攻，使一部分红军安全脱险。

第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