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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崔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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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制高点。

我感到,现在从设在山谷里的掩蔽部对整个集团军进行指挥已愈来愈困难了。所以,我命令H·M·波扎尔斯基将军率领作战处及炮兵司令部的一部分参谋,在伏尔加河岸边、靠近码头、对着扎伊采夫斯基岛南岸的地方,设一辅助指挥所。波扎尔斯基领导的这个辅助指挥所将是集团军司令部和右翼部队之间的指挥机构。

在9月15日的战斗中,敌人被击毙2000多人。伤员则要多3—4倍。9月14日至15日,两天之内,德军伤亡总计为8,000到10,000人,被击毁的坦克有54辆。我军的人员和技术装备也遭到巨大损失,并且退却了。当我讲:“我军遭受巨大损失,并且退却了”,这并不是说,人们是有秩序、有组织地从一个防区撤退到另一个防区。而是说,我们的战士们(甚至已不成为战斗分队),其中大部分已经受伤,从德国坦克的轮子下爬出来,撤回到下一个防区。在那里,他们被接收,并被编成新的战斗分队,补充有限的弹药,然后又重新投入战斗。

很快,希特勒匪帮就明白了,靠蛮横是夺取不了这座城市的,这座城市咬起人来还很疼的呢。于是,他们的行动变得谨慎起来。细心地准备进攻,打仗时,再听不到手风琴声和歌声,也看不到跳舞的了。

9月13、14、15日三天的战斗表明,在城市的废墟上歼灭敌人,比在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的大草原上要容易得多。

尽管敌人兵力雄厚,但在狭窄的街道和被炸毁的建筑物里作战,却无法施展其力量,总是遭受重大损失,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他们往往弄不明白,子弹是从哪里打来的,死神在何处等待着他们。

“血,染红了伏尔加河,染红了城市的街道和公园。德国鬼子正是在这块土地上滑下坡去、走向灭亡!”这是斯大林格勒保卫者们的话。

我们的士兵和指挥员们都知道,我们已不能退却。也无处退却。最重要的是,他们明白,侵略者并不是铁打的,他们是可以打败的。我们手中的机关枪、冲锋枪,就能打穿敌人的肌体。我们的反坦克手敢于靠近德军坦克50—100米处,十分准确地击毁它们。

9月16日、17日两天的战斗更加激烈。在补充了新锐预备队之后。敌人在近卫第13师和步兵第42旅的中心地带,连续不队断地发起攻势。在马马耶夫岗和火车站附近的战斗尤为残酷。

9月16日凌晨,叶林团在步兵第112师几个分队的配合下,夺回了马马耶夫岗,但进攻很快被阻止了。开始了遭遇战和遭遇攻击。确切的说,马马耶夫岗的殊死战斗,一直持续到1943年1月底。

敌人也很清楚,占据马马夫岗,就可以控制整个城市、工厂区及伏尔加河。为达到此目的,他们毫不吝惜士兵的性命和武器弹药。我方也抱着相同的决心—无论如何要守住马马耶夫岗。因此,敌人的许多坦克团、步兵团、师被歼灭、被击溃在这里。我们也不止一个师在这里经受了从残酷和顽强程序来说都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恶战。

成吨重的炸弹,203毫米口径的炮弹,把整个地面炸翻了过来。但是在两军相遇时,用刺刀、手榴弹的白刃战,就成为主要的、最有效的和行得通的斗争手段了。

争夺专家楼的战斗,忽儿停息,忽儿打响。我们攻击的炮火稍一减弱,敌人马上就开始向伏尔加河中心渡口实施攻击。我们被迫不停地进攻,牵制住聚集在专家楼里的敌人。

苏维埃大街的一座四层楼房,原是州消费合作社联社的家属宿舍,从9月17日开始,变成罗季姆采夫左翼部队的一个支撑点。这座楼房被称做“巴甫洛夫楼。”当然,雅科夫·费多托维奇·巴甫洛夫并不是房主,可是,他却和战士们一起,把这座楼房变成堡垒。为了它,德国侵略者损失了上百名军官和士兵。不论是强攻,还是长时间的围攻,都没有得手。争夺这座楼的战斗长达50昼夜。在这座房子的东边,至今还保留着被炮弹炸掉一半烟囱的一座四层楼房。它过去是一个制粉厂,在整个防御体系中,它与“巴甫洛夫楼”一起,形成了阻止敌人突向伏尔加河的屏障。

车站地区的战局更为变化莫测。车站和它附近的建筑物,一天之内就四、五次易手。每一次强攻双方都要以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死亡为代价。战斗力减弱了,部队减员了。敌我双方又不断地补充新锐力量。

我军在市中心顽强抵抗,特别是近卫第13师的抵抗,粉碎了保卢斯的如意算盘。最后,他把布署在沃罗波诺沃、佩斯昌卡和萨多瓦亚地区的第二突击群的全部兵力都投入战斗。

在补充了兵力和装备以后,敌人以两个坦克师、一个摩化师和一个步兵师的兵力向集团军左翼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这一招我们已预料到了,但是,要击退这次打击,我们却有些力不从心。尽管敌人占有明显的优势,但是,他们每推一步,也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一个攻击目标——城市或村庄反复多次易手,这在军事史上是不多见的顽强战斗的典型。在斯大林格勒南部,至今仍矗立着一座高大的楼房——一座大型粮仑。从9月17日至20日;整整几个昼夜,那里的战斗一刻未停。不仅整个粮仓,而且连它的其它几层楼和几个库房,也都分别数次易手。上校杜比杨斯基打电话向我报告:“情况不断变化着。原先,我们在粮仑的上面,德国人在下面。我们刚刚把德国人从下面赶出来,他们却又钻到了上面。现在,在粮仑的上部,还正在进行战斗”

类似这样的双方都拼死争夺的目标,在城里有几十个、几百个。在这些地方,几个星期以来,每一所房屋,每一个突出部,每一节楼梯,都在被激烈地争夺着。。电子书下载

9月16日下午,我向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报告,我们已没有预备队,而敌人却不断地把生力军投入战斗。这样的浴血奋战还将持续下去,集团军将进一步被削弱,以致毫无战斗力。我请求马上再我给们加强2—3个新锐师。

显然,方面军首长很了解城里的战况,很清楚城市作战的意义。9月12日—16日战斗的表明,在城内防守比在草原开阔地上实施反突击,能更有效地杀伤敌人。

很快,方面军司令部把步兵第92旅和坦克第137旅调来配属给集团军。步兵旅装备齐全,它的成员——波罗的海舰队和北海舰队的水兵,都是很优秀的军人。步兵旅的任务是,沿铁路线占领防御地段,其界线是:北起察里察河,南至由铁路线围成的三角地带。

坦克旅只有装备着45毫米口径火炮的轻型坦克,该旅的任务是在马马耶夫岗以东0.5公里的铁路回转线地域,占领环形防御,阻止敌人向伏尔加河推进。

9月17日,我得知,位于斯大林格勒北部地区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开始在阿卡托夫卡和库兹米奇地段向南转入进攻。进攻者的任务是:歼灭敌军集团,与保卫斯大林格勒的部队会师,也就是与在城市西南方向的第62和第64集团军会师。

这消息太令人振奋了——整个前线就要转入反攻!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立即开始筹划,如何配合这次进攻。对于被敌人逼到伏尔加河岸边的第62集团军来说,迫切需要与侧翼的友邻部队会合。所以,尽管困难重重,我仍决定:在集团军中部实施积极防御;在右翼,用两个步兵旅和萨拉耶夫师的一个团的兵力,向敌人实施突击。加快与城市北部作战的部队会合。

那天晚上,叶廖缅科上将预先通知我,进攻即将开始。我们应该用右翼部队支援友邻部队,同时从红十月村、从马马耶夫岗地域向西南实施突击,分割并消灭城市西部的敌人。为了加强集团军右翼,特增派由B·A·戈里什内上校率领的步兵第95师给我们。这个师将于9月18日傍晚在伏尔加河渡口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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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指挥所不断地遭受敌人的袭击,因此,我们被允许放弃在察里察可谷里的掩蔽部,转移到距“红十月”码头以北1公里的新指挥所去。

9月17日傍晚,集团军前线的形势是这样的:右翼——从雷诺克至马马耶夫岗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在5天时间内,这个地区的敌人实施的所有局部的攻击均被击退);在集团军的中央地区,前线已出现折线:马马耶夫岗和中央车站在我们手中,专家楼则落入敌人手中。敌人从那儿向中心渡口射击;左翼正面已从察里察河起,沿着铁路展开,直抵伏尔加河岸边的抽水站附近。

在生力部队到达以后,我们将混编团的残部并入M·C·巴特拉科夫步兵旅。同样,遭受了巨大损失的南翼的剩余部队被编入杜比杨斯基近卫师。他们的司令部则到伏尔加河左岸集中,重新组编。

这样,集团军左翼仍旧是两个步兵旅——第42、第92旅以及杜比杨斯基的近卫步兵第35师。这样,就使部队的指挥变得更为方便。

9月17日夜间,集团军指挥所转移到新的地点。通讯器材、勤杂人员和一些司令部军官从晚上就开始转移。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和作战参谋最后才撤离。带着各种文件、材料,穿越敌人冲锋枪手甚至敌坦克控制的街道,这是极为冒险的。我们很可能突然与敌人遭遇。因此,决定参谋编队和军事委员会的成员走水路。他们将实施复杂的机动——从察里察河口出发,到伏尔加河左岸的克拉斯诺斯洛博达,再由那里乘汽车向北,到扎伊采夫岛对岸的“62”号渡口,再换乘装甲艇重返伏尔加河右岸,然后迅速抵达新指挥所。

从察里察河口乘船渡过伏尔加河到克拉斯诺斯洛博达的保障工作,交给了I·A·维特科夫上校及他的助手们。午夜12时,我们的车队满载着文件和一些私人用品,趁天黑从掩蔽部出发,顺利地在上船地点集中。途中,炮弹和迫击炮弹时而从我们的头顶上飞过。

渡过伏尔加河后,我们在博科尔德村和克拉斯诺斯洛博达村之间,为寻找我们的汽车,耽阁了近1小时。最后,终于找到了汽车,我们把一切东西都装到汽车上。这时,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古罗夫走到我跟前,建议我去距克拉斯诺斯洛博达5公里处的国营苗圃,可在那里的管理处吃点东西,洗个澡,然后再去新指挥所。

我们请克雷洛夫带领司令部的编队先去新指挥所,并许愿给他带回些吃的。

然后,我和古罗夫以及我们的副官们来到国营苗圃。那里的人象迎接从另一个世界来的稀客一样,盛情地款待我们。我们洗了蒸气浴,换上干净暖和的士兵服,填饱了肚子。就这样,吃饭、喝茶,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由于窗户都被遮住了,以至我们没有觉察,黎明是什么时候来临的。当我们发觉时,我们立刻紧张起来,因为我们知道,渡口只在夜间工作,我们恐怕赶不上了。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到达新指挥所,那么克雷洛夫和参谋们会怎么看我们呢?

我们跳上汽车,就向“62”号渡口飞驰而去。我不熟悉道路,由古罗夫那辆车在前面带路。但是,他也记错了路。我们不知不觉又转向到克拉斯诺斯洛博达。知道走错了路之后,我们又赶紧向回开。

当我们来到“62”号渡口时,我看到码头上只停放着一艘小快艇,我觉得好像就要解缆了。在这紧急关头,好像故意与我们为难似的,我们的汽车又扎在沙地上空转起来。我脑子里闪现一个念头:这最后一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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