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列强时代-第3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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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在这战役中，将湘军水师“一分为两截，出现了外江无小舟，内湖无大船”的局面。留在外江的水师“实觉无以自立”，不得已上驶金口，内湖水师又担忧“不便宿食，不能扎营，……无得力将领统之，……外与九江隔绝，内又与江省远离，银两子药俱无所出。”

湘军的锐气受挫，石达开有效地阻截了湘军水陆大军顺江东下的攻势，扭转了危局。

曾国藩没有就此退却，下定决心惨淡经营江西。仅仅过去一个月，也就是咸丰五年正月，曾国藩由九江抵南昌，又是下令让内湖水师的营官“抚辑众心”，又是“设局制造炮位子药，专，供楚炮船之用”，又是“派员卉回湘，增募水勇”，又是拨船、造船，甚至“设立船厂添造各船”，于是“内湖水师自成一军矣”。

在曾国藩亲自坐镇南昌竭力整顿下，又过了两个月，“今水陆各军在江西境内者，伤者平复，劳者休息，羸弱者遣汰添挟，仍可恢复去秋壮盛之气。”

接着，曾国藩对今后的战略部署作了一番具体分析，他在《统筹全局摺》中说：“以湖北、安徽、江西三省全局论之，陆路须有劲兵四枝，水路须有劲兵两校，乃足以资剿办。”

水路以及陆路四支又分东、西两路、曾国藩认为“江南自九江以上兴国、通山、祟阳、武宁等属，皆土匪勾结粤贼之渊，是为西一路，自湖口以下，由东流建德、饶、池、徽、宁四府，皆逆匪觊觎浙江之要途，是为东一路。……南岸以东一路为重要，而西路次之。”

根据这一战略思想，曾国藩的强兵悍将都布置在部阳湖东、西两岸。他在西路以塔齐布一军五千人屯浔郡，伺隙攻城，妄图牵制坚守九江及小池口一带的石达开的主力军，使之不敢全数上争武汉，基本上还是守势。

第545章湘军在江西（二）

曾国藩在东路采取的是进攻性措施，他在军事会议上表示：“所谓东路者，为江浙转饷之路，关系大局非轻，吾等分派罗泽南带湘勇三千人，由江西省城绕出湖东，攻剿饶州之贼，又与抚臣陈启迈合募平江勇四千人，同剿东路。”

曾国藩在东路派出了悍将罗泽南，投入兵力七千多人，可以说是下了大赌注的。湘军在江西战场似乎要重整旗鼓，力争控制全局了。

石达开却抓住空隙来了次奔袭，打乱了湘军的部署。正当罗译南等次第陷饶州、乐平、景德镇诸地，准备扑向祈门、徽州等城镇时，石达开抓住曾国藩逗留江西，上游空虚的机会，率军直取武汉重镇，并把矛头指向通往湖南的祟阳、通城等走廊。

咸丰帝下旨急调曾国藩上援武汉，曾遭到婉辞拒绝，倒是罗泽南认识到局面对己不利，他向曾国藩分析吴楚形势，“调方今欲图江、皖，必先复武昌；欲图武昌，必失清岳鄂之交。”势在必救，曾国藩才派遣罗泽南率军驰援。

石达开取得武汉大捷后，乘胜进军岳鄂之交的通山、崇阳、蒲圻等地，可惜韦俊部在羊楼司遭到罗泽南湘军的狙击，未能直掏湘军老巢。

然而，石达开毕竟调动了湘军在江西的兵力，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

曾国藩自称他起初在江西战场上，“所以长驱千里，势如破竹者，陆路有塔齐布、罗泽南，水路有杨载福、彭玉麟诸人。”

这四员湘军悍将，塔齐布因屡攻九江城不下，已气死在军中；罗泽南、杨载福都到湖北了；只剩下一个彭玉麟在江西临江；湘军在江西战场落得个兵单将弱的挨打局面，遏得曾国藩不得不采取守势，他自述“不宜数数进攻，以顿兵损威，仍当俟江汉上游攻剿有效，以取建瓴之势。”

因此“九江、湖口陆营，数月无大战事。”

在这段时期内，太平军不仅扭转了危局，也在江西战场站稳了脚跟，前后为时将近一年。

从咸丰五年十月到咸丰六年二月（公元1855年11月到1856年4月），太平军在江西战场展开全面攻势，湘军陷入困守待毙的窘境。

当石达开在岳鄂交界处受阻后，立即乘虚回军，反攻江西，在当地义军配合下，连克新吕、安福、分宜、万载等县，展开全面反击。

当时朝廷惊呼：“于是赣水以西乱民响应，众至十余万，瑞、临、袁同时告警。”江西战场的形势急骤向有利于太平军方面发展。

曾国藩仓促采取应急措施：“其一，江西水军单薄，抽调战船驶赴省河防其东渡，其一，拟调罗泽南一军回驻通城，牵制逆贼后路，亦可兼顾楚省；其一，拟留遮克敦布一军防守东北四府，庶钱粮有可徵之处，奏报有可通之路。”

结果仍然无济于事，到咸丰六年二月底，“综计是时，贼陷江西府城八州，县邑五十有奇。屡分党南扑赣州，东扰广信，文报往来，饷需转运，仅广饶一路可通，亦时有贼踪焉。”曾国藩悲叹自己是“臣久困一隅，兵单将寡。”

他蜷跼南昌，为了苟延残命，只得与太平军拼命争夺临江府，力求保全樟树镇。这是因为江西的地理形势，“全省以赣水为中路之经，……一水中分，而两岸州县之多寡，地形之大小，盖略相等。其袁州、临江二府之河称曰袁江，至樟树镇而汇于赣河。樟树镇者西近瑞、临，东按抚、建，两岸之关键，省城之咽喉”。

曾国藩要苟全性命于南昌，自然认为江西战场“实以樟树镇为最要”。因此，他忍痛撤九江之围，将周凤山的陆军调赴临江前线，又令彭玉麟率领内湖水师逆赣江而上，也“扎驻该镇”。

江西巡抚“文俊又调周尊彝，林葆等之陆军，刘于浔之水师，随同驻扎，用全力扼守樟树镇，以保东岸，以卫省垣。”

石达开指挥太平军还在扩大战果，他分兵遣将攻下了瑞州、哀州、临江、吉安等江西诸重镇，自己亲扎大营于临江，与樟树镇近在咫尺，使曾国藩如芒刺在背，日夜不安。

他在一道奏摺中，对石达开的这一战略部署极感恐惧，说他经过“细心察看，石贼久居临江，为上下适中之地，凶悍之贼必萃于此。南别窥伺赣州、南安，以通两粤之余匪；北则居守武宁、新昌，以通九江之归路；全势注于江西，意图尽披枝叶，困我省会，凶谋诡计，实可痛恨。”

太平军与湘军军在江西战场全面展开搏斗后，优势已在太平军这一边，斗争的焦点又移到夺取省城的咽喉之地樟树镇上。

为时不久，太平军更占尽了优势。咸丰六年二月十八日，周凤山在樟树镇大败，“营垒全陷，并勇溃回南昌，省城人心大震，夺门奔走者不可禁御，或相践以死。”

樟树镇丢失，南昌门户大开，曾国藩困守孤城，甚至“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

何况湖北的道路久塞，现在又与湖南隔绝，此时此刻，他感到“道途梦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自认为是“军兴以来，各省所未见”的败局。

当时江西战场上的湘军，确实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境。即以兵力而洛论，“在内惟李元度一军，在外惟罗泽南、刘长佑二军。”

而李元度一军被拖在抚州战场；从湖南赶来的刘长佑部又被太平军拦截在萍乡；那个罗泽南早于二月初八日被太平军击毙在武昌城外的洪山，由于音讯隔绝，曾国藩还在恳求咸丰帝急调罗泽南率军回“救岌岌将殆之江西”。

可以说，在江西战场上，湘军连反击力量都没有。尽管曾国藩急如星火地向四方求援，也无法挽回颓势。

可惜，正当曾国藩陷入绝境，南昌指日可破，太平军占有江西全省在望的时刻，咸丰六年二月底（公元1856年4月3日），石达开接到东调参加第一次破江南大营会战的命令，在紧要关头离开了江西，遂使曾国藩死里逃生，湘军也摆脱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这一阶段是太平军控制江西战场全局时期，历时约为半年。

从咸丰六年二月到十二月（公元1856年4月至1857年），江西战场又有了新的变化。

石达开虽然离开了，但是太平军并没有放弃江西。

当是时，“吉、袁、临、瑞、抚、建等府之贼，浚濠坚守，近省各县亦另有老贼踞守城池”，可见是在坚守阵地以待时机。

曾国藩惊魂甫定，也不敢冒进，强调“兵家以攻坚为最忌，再三谕各营将领，勿徒事仰攻以损精锐，”

因此“数月以来，无大战事。”。曾国藩借此机会积极扩充兵力，加强训练，以便反扑。

八月，曾国荃在长沙招募湘勇千五百人；周凤山既抵长沙，募勇千七百人。曾国藩则在南昌“收集陆军，裁并训练，每日巡视操场，既而出居营盘”；还“作陆师得胜歌，水师得胜歌，以致军土，于战守技艺、结营布阵诸法，曲尽其理，兵勇咸传诵之。”

又是扩军，又是训练，湘军的士气开始恢复，战斗力增强了。

朝廷的各路援军，还在陆续向江西开赶，咸丰六年的三月底至四月初，湖南援军刘长佑终于“克复萍乡”，萧启江又“克万载”；六月，福建援赣的兵勇在建昌的已达二千六百多人，“湖北援师已克新昌、上高，两湖声息可通；广东援师已入守赣州，当可保全要郡。”

曾国藩认为战局已有转机，他当时表示：“先是，贼踪四布，赣、吉、袁、瑞声息久不达南昌，至是，音间渐通。贼至江西以来，水师扼剿屡胜，贼不得逞，乃于吉、袁、瑞、临各处造成战船，制攻具，乘夏水涨盛时，齐举以趋南昌，于瑞河口、临河口、塘头堎、生米司皆为营垒。”

太平军与湘军已形成相峙局面，距离石达开离开江西仅仅两个月，这局面一直维持到当年七、八月间——太平天国“天京内讧”发生以前。

“天京内讧”使得天国领袖们无暇顾及长江上游，江西形势终于剧变。湘军在江西战场上全面出击，结果是“南昌、哀州两郡全境肃清，九江、南康、瑞、临、吉安各属邑收复过半，贼势益衰。”

两军对峙阶段前后历时十个月，以太平军失利结束了。

从咸丰六年十二月算起，到咸丰九年六月为止（公元1857年1月至1859年7月），是湘军大举反仆，太平军在江西战场艰苦奋战的时期。

此时的湘军已在相峙阶段完成伺机反扑的准备，因此一开始就凶焰颇盛，如湖北援军攻占瑞昌、德安；湖南援军夺了新喻、永宁，连西安将军福兴也奉旨领兵抵达南昌，曾国藩奔走在南昌、瑞州两地指挥，踌躇满志，准备由他手里来收拾江西残局了。

第546章羡慕嫉妒恨

不料事出意外，就在咸丰七年三月初一，曾国藩因父丧奉旨丁忧回籍。湘军在杨载福、彭玉麟、胡林翼等统辖、调度下，并未减弱反扑的势头。

就在这年的秋冬，“九月初八日，官军水陆齐举，克湖口县城，破梅家洲贼垒，内湖外江水师始合”，湘军水师“遂与定海镇之红单相接，……肃清江面之势成矣。”

长江流域自此完全为湘军所控制，自然影响到江西全境的形势，所以咸丰帝在曾国藩的奏稿上朱批：“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亦就肃清，汝可暂守礼庐。”

咸丰帝感到不让曾国藩来过问军事，也可以稳操胜券了。

至曾国藩再度被起用，那是由于浙江战场的吃紧。石达开在咸丰七年五月被迫离开天京，十月由安徽进入江西，咸丰八年三月又由玉山东向浙江，“连陷城邑”。

于是，湖南巡抚骆秉章在五月底向咸丰帝“